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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北欧第一个反同志结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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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全世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进程中,北欧一向走在最前。早在1989年,丹麦就通过法律承认注册同性伴侣关系,成为第一个认可同性结合的国家;冰岛2010年通过并生效了“单一婚姻法案”,而总理就是首批结婚的同志之一;瑞典和挪威也在数年前使同性婚姻合法;最“慢热”的芬兰,在2014年12月12日全体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定于2017年3月实施。这个时候,却出现了一场强势的逆流......

世 界 说
王 悦
发自 芬兰 坦佩雷


就在芬兰即将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后一个认定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时,总共五百万人的芬兰,却涌现出10万人(也就是2%的人口)提出反对意见,要求重审该法案。这个法案重审提议的背后,是谁在主导?在全世界LGBT权益成为讨论热点,,“反同”,这股逆流,又是如何选取阵地的?


 社会细胞或浪漫爱情,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


2016年9月8日,一项特殊的公民提案成为了芬兰当天的新闻头条:超过10万公民签字,提出要重审于2014年12月议会全体通过的,即将在2017年3月生效的同性恋婚姻法案。这项公民提案让人略有些吃惊,一是因为少有公民提案反对一项尚未投入实施的法案,二是与全世界支持LGBT权益的浪潮相左,这项提议明确的对同性婚姻提出了反对。根据芬兰的法律,作为直接民主制的一种实行方式,议会必须受理超过最少5万名具有投票权的芬兰公民签名支持的倡议提案。


虽然,多年努力终见曙光的同性婚姻法案不见得会被推翻,但10万人签名促成的议会重审也向社会发出了一个信号:LGBT群体的平权运动,还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2014年11月,在议会前等待同性恋婚姻法案投票结果的人群


在2015年1月,议会刚刚通过的的同性恋婚姻法案还墨迹未干,芬兰人Jukka-Pekka Rahkonen 和 Pasi Turunen就建立了一个名为“Aito Aviollitto”的组织。而该组织,也正是10万签名和向议会提出了反对同性婚姻的公民提案的主导者。对于建立这个组织的目的,Pasi Turnen在采访中说到:“我们的短期目标是在2017年3月,也就是法案开始实施之前,推翻芬兰的同性恋婚姻法案,长期目标是向整个社会推广婚姻文化,明确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这也是对孩子最好的。”


 Aito Avioliitto (“真正的婚姻”) 在赫尔辛基大教堂前的抗议


Aito Avioliitto 创始人 Jukka Rahkonen和Pasi Turunen


Aito Aviollitto,意为“真正的婚姻”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可以定义为婚姻。”Pasi解释到, “我们认为同性婚姻对于理应拥有父亲和母亲的孩子而言是不公平的。婚姻的本质是把作为丈夫的男人和作为妻子的女人结合在一起,成为他们所生养的孩子的父亲和母亲。而同性婚姻恰恰忽略了孩子与父母之间核心的关系,。” 

 

从Pasi对组织核心观点的介绍不难看出,Aito Aviollitto的立足点在于孩子,他们强调担负了养育后代的作为社会细胞的社会性婚姻概念,而不是作为爱情结合的浪漫主义婚姻观念。Pasi也明确指出,他们并不反对同性之间的恋爱,他们反对的是不能给后代提供“必要条件”即为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关系。


 儿童权益:病理说和宗教观之后的“反同”新论点


在全世界“反同”运动中一直有几个重要的观点。早年间,同性恋被当作一种疾病。比如“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同性恋被纳在“精神疾患”之中,在法律中也被视为“罪”。可以说,同性恋去病化的历史和精神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史密不可分。最终,基于Evelyn Hooker等科学家提出的几个关键性研究和连续性性倾向的概念,在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去除了同性恋为精神疾病。虽然此举尚不能完全去除社会对同性恋的恐惧,但可以说同性恋病理说已经不是一个主流的受欢迎的观点了。

 

另一个反同运动的重要观点来自于宗教信仰,主要的伊斯兰教法学派都命令禁止同性性行为,,称其“缺乏恩赐生命之意义”,以及“不符合男女互补论”,部分新教教派也发表申明,称同性性行为是的神所憎恶的恶。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南欧、东欧各国,这种声音也更加强大。然而近年来,也不乏思想更加开放的宗教领袖和派别公开支持同性恋及同性婚姻,。

 

芬兰的大主教对同性恋婚姻法案的支持言论造成一天内2600余人退教


放在芬兰的语境下,同性恋病理说早就无法在这个开放发达的北欧国家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了。另外,芬兰作为一个共和制国家,,再加上并没有很强的宗教传统,当地的宗教忙着改革都来不及,更是难以支持反潮流的“反同”观点。芬兰最大的宗教派别路德新教的主教就曾在2015年参加了赫尔辛基的“骄傲游行”(pride prade),并公开表示路德教应该更多的支持同志群体。



赫尔辛基的骄傲游行


即使在这样大势所趋的环境下,反对的声音并不会马上销声匿迹。在2014年12月芬兰议会对同性恋婚姻法案进行投票的时候,芬兰路德新教大主教公开支持政府通过同性婚姻法案,在一天内就遭到了超过2600名愤怒的“”的退教反对。失去了病理说的依据和宗教势力的支持,“儿童权益”成为了们”退而求其次"的论点和阵地。

 

持有这个论点的,不仅仅是Aito Aviollitto,在他背后的欧盟组织“Mum, Dad & Kids” 也是这个观点的拥护者,在Aito Aviollitto在芬兰收集签名提出公民提案的同时,“Mum, Dad & Kids”也在向欧盟政府提出相似的议案。


 


学术界对于同性婚姻与儿童权益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比如美国心理协会APA就曾经发表结论认为“没有一个研究发现同性恋父母的子女在任何一个方面,相比异性恋父母子女处于劣势”。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就此向Pasi Turnen提出了异议,Pasi回应,,研究样本并不具有代表性,同时另有研究证明同性恋父母子女相较异性恋父母子女有更多的问题。二是不少研究指出不同性别榜样在儿童成长过程的重要影响。

 

 一些科学研究认为同性伴侣抚养孩子不会对其造成特殊影响 (图片来自Quartz )


第二点回应尚不难反驳,从玛格丽特·米德到波伏娃,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构建已经是社会学的经典学说之一。但面对Pasi的第一点回应,却还有很多值得同性恋权益组织可以反思的地方。美国心理协会于2005年提出的权威意见中,引用了之前20年共计59份研究,无一例外地支持这一结论,难免有“一刀切”和“意识形态灌输”的“嫌疑”。从理论上讲,自福柯以来,“同性恋的历史”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压迫同性恋的历史”,在强调同性恋身份被权力机制压迫和规训的研究中,唯独同性恋子女抚养却是一个例外。


在异性恋父母子女,尤其是单亲、离异或者被收养的子女还面临着诸多问题的现状之下,同性恋家庭下生长的子女具有整齐划一的优秀表现更难以让人信服。从美国心理协会所引用的研究的来看,多选择便利抽样,几乎全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同性恋家庭受访者,部分缺乏对照组,以及测量量表对性向相关心理主题的偏向和对社会主题的忽视等等,都有可能让研究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而同时,研究方法相较更为科学的,2012年Regnerus的新家庭结构研究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显著差异的结论。然而,这个不受欢迎的结论很快让这项研究饱受争议,也让Regnerus顶上了“反同”的帽子。


   糟糕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带来更大伤害


面对这个是非难辨的研究现状,也许我们只能用科学以外的因素来解释。那就是说,学术的正确性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这个功利主义的陷阱,正是同性平权运动的支持者理应认识并规避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应该是建立在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基础上,而不是需要承诺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如同,单亲父母的子女虽然也面临许多成长的问题,但并不能就此剥夺单亲父母离婚或是抚养孩子的权力。就算同性恋父母的子女确实会面临更多问题,但承认问题的存在和针对问题做出的调整和应对才是未来同性恋家庭需要考虑的方向。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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