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不能为了自己的乡愁，干预农民的自由选择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农业今后怎么发展？人们提出了大量对应方略，其中不少有浪漫主义性质。浪漫主义主张的特点，是以少量事实取代全部事实；以小群体偏好取代基础群体的偏好；以一地的政策“成功”推测政策的全部有效性；以小道理压住大道理。一些浪漫主义主张经当事人的渲染，很能吸引公众眼球，，进而难免对决策者发生影响。这里对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些主张做一简要评论。

有一种论调近年来甚嚣尘上，说中国农村因城市化变得凋敝了，农村空心化了，农村文化衰败了，乡愁的依凭没有了！此论大谬不然。

悠悠万事，吃饭为最。谁都不能为了自己的乡愁有所寄托，而干预农民的自由选择。农民离开家乡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如果种地不挣钱，农民为什么不能撂荒土地？相反，如果种地能挣钱，能使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年轻人也会去种地。这是我在农村调查的基本结论。如果留居农村的农民转变为家庭农场主，农村居民点的形态会发生变化，乡村田野会更加美丽，我们将能更多地领略乡村意蕴。

美丽乡村要靠富裕农民来支撑。如果指望农民不动窝留守家乡，过一种“十亩土地半头牛”的苦日子，让你起兴时到农村走一遭，去收获你的乡愁，那不是太残酷了么？留住乡愁绝对必要，但正确的路径是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至于文化传承，也要有一种开放心态。在历史长河中，一些文化被淘汰了，另一些文化类型又产生了，我们不必厚此薄彼。在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国家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不是文化没有了，更不是文明没有了。现代城市照样承载文化，发育文明。朋友们如果对哪一种具体的农村文化类型非常珍爱，而那里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富裕意欲放弃它，我看你可以自己掏腰包给农民，让农民挣你的钱，为你守住那种文化。如果你欣赏的那种文化类型适合大众趣味，我相信它也不会消失，人们不必为此焦虑。

不要把传统农村文化想得那么美妙！去读几遍《白鹿原》《红楼梦》吧！由此去体会传统农村的伦理关系，我们不再会迷恋它。当下中国，抛弃宗法伦理关系肯定做不到，但要将此发扬光大，绝对是！农民，特别是农村女青年，用自己的脚丫子做出了选择，城里的学者专家不要想着去阻拦他们。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源。但一些乡村精英的脑袋也不精明。他们喜欢上了农业雇工经营，以为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必由之路。我国很多地方的行政村都设立了公司，有的把原本承包给农民的耕地收归集体统一耕作。于是，村长变成了总经理，书记变成了董事长。

地方政府大多热衷公司化农业。目前我国合作社数量约150万家，其中示范社在10万家左右，而达到示范社标准的多有公司背景。按笔者的调查，公司化不见得比家庭农场有更高的效率。差不多在1000亩以上的公司农业，都会出现土地分包的情形，否则管理成本会非常高昂。一些公司化农业投资者直接或间接从农民那里以较低的租金率拿到土地，然后再高价出租给实际农业生产者，自己从中净赚一笔。有的地方土地进出差价达到3倍以上。这种以套取国家农业补贴为目的的公司不会认真从事农业经营。分包农户因为土地租约期较短，也没有长期经营行为。

因为公司化农业与庄园经济的兴起，我国农业领域的雇工人数出现增长势头。其实田间生产如采用雇工生产方式，其效率会很低。欧美家庭农场的劳动力不足时，也会请人参与，但通常会以聘请“合伙人”的方式来操作，而不是按计时工发工资。农业雇工经营与家庭农场经营之间有巨大差异。

依笔者之见，应遏制农业公司化、农场庄园化、农民雇工化趋势。政府对相关行为可以不强力禁止，但决不可鼓励，尤其不可将支农资金投到这种趋势的当事人手上。

一概反对村庄成立公司也不对。有的村庄事实上已经不是农业居民点，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变成了工业用地，或者变成了大鱼塘，技术上不可分割，成立公司解决一个分配问题，很有必要。但是，就农业耕作来说，家庭经营足以承载起现代规模化农业，不必成立什么公司。

农村扶贫，天下风行。

农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大，是多年来的一个老话题。怎么办？一种看法就是主张全方位地城市反哺农村，这个主张很有浪漫主义性质。

农民收入低，主要原因是农民的平均有效工作日少。在“小农户+社会化服务”模式下，1户农民种10亩谷物需要的劳动时间平均约为60天左右，且为简单劳动。这个年度工作量约是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量的22%。但目前农民的人均收入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3.3%！全国平均的劳动复杂程度要比农民高。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是就业充分程度的差异。如果单算一个工作日的报酬，农民的收入并不低于城市居民。

提高农民收入如果主要靠国民收入再分配，甚至靠慈善救济，并不具有公正性。农民收入增长最终出路是减少农村劳动力，使留在农村的劳动者转变为就业充分的专业农民。

慈善家的农业浪漫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农村女性的关怀。

当今世界，性别不平等仍是一个突出问题。保障女性平等权利不仅是文明推进的需要，也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农业发展领域，针对农村女性的发展举措已经有浪漫主义倾向。多年来，对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时特别倾向于农村妇女。由妇女来签约接受信贷，多少会有利于提高妇女的地位，也多少会避免男子恶习所造成的贷款损失，但总体看作用不会太大。性别权利问题也不会解决，即使有信贷工作者的介入，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权利不平等问题。贷款给了女人，还是男人支配了。

解放农村妇女的重要出路是城市化。经验观察表明，女性比之男性更容易获得城市化的利益。在城市，收入的性别差异要小于农村。有研究文献报道，女性更容易受到传统伦理关系的伤害，而向城市迁徙，增加了女性的自由幸福的获得感。提高女性地位，主要办法是帮助她们进城谋生，而不是给点小钱，把她们拴住在农村。

农村工业化，众望所归。

最近一些年，企业家喜欢讲设施农业。他们希望农业尽快采用工业化技术，摆脱土壤、气候和人力对农业的影响，实现食物生产的工业化。

这种农业不会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抛开设施农业可能影响生命机理对自然的精密依存关系不说，单就经济预算来说，这是一种导致高成本的农业发展理念。据笔者调查，目前一亩地上建设较好的温室，资本投入及折旧成本需要1万元左右，常年的管理成本也达1万元，加上其他投入，近3万元。但是，1亩地的温室蔬菜在很多北方地区平均获得1万元并不容易！辽宁省这个指标在2009年不过0.5万元。但这个省此后仍然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如果把广东的蔬菜运输到沈阳，1万斤蔬菜的运费不到5000元，综合成本明显低于在辽宁建设温室。北方某些地区也可看到1亩蔬菜产值达到数万元、投资利润率达到50%以上的情形，但这种情形通常很难长期维持，除非有某种自然垄断因素发生作用。

美国农业高度发达，但在农村地区看到的温室并不多。有温室主要用于花卉栽培。为什么中国搞起了那么多设施农业？笔者在某地调研，听到一位从事规模化农业几十年的老板一席话，解开了谜底。他说，中国的设施农业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全部亏损！以笔者判断，除菌类、花卉栽培、不易运输的蔬菜以及组织培养育种等条件苛刻的特殊农业活动，基本没有必要搞设施农业！政府对设施农业的高额补贴实际上错配了农业资源，降低了中国农业竞争力。

事实上，大田农业是最经济的农业。我们不必给太阳和雨云付费。在不破坏人居环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力，是降低农业成本的主要路径。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供应品种比较简单，但价格相对低廉？一些高成本的农产品价格高昂，一般民众买不起。只要确保大宗农产品安全，老百姓也愿意用它们替代那些价格高昂的所谓美味佳肴！

中国农业也必须如此，在大宗农产品的安全上下功夫，让基本大众吃得廉价又安全。

有朋友认为，中国农业竞争力不可能比得上欧美，尤其不可能比得上美国，因此，现实的路是两条，要么通过类似多设置非贸易壁垒的办法，尽量不进口农产品；要么敞开市场，让市场确定一个平衡点。前一个办法不可行，后一个办法已经迫不得已在使用。

但事实上，中国农业竞争力的提高前景远没有那么悲观。只要改革措施跟进，城市化速度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可以保障农产品的充分自给。

笔者2014年曾在江苏射阳的一个村做了个调查。这个村在2014年实现一定水平的规模经营以后，成本与收益发生了显著变化。其小麦劳动力投入减少50%，资金投入减少19%左右，产量却可以提高20%。我把这个模式称作“农场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模式。那里的单位规模经营水平从几百亩到千余亩不等。因为产权方面的问题，这个村不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这个变化，而是用合约责任制的办法将耕地交到比较专业的农户手里实现规模经营。这个村以往的模式是“小农户+社会化服务”，这个旧模式虽然比小农户自己耕作的模式效率高，但与目前的“农场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模式相比，效率要低许多。

如果我国粮食生产的单位重量成本下降30%左右，并引起价格下降同样的幅度，那么粮食的进口需求就将不复存在。例如玉米价格不超过0.7元，就有了竞争优势，而在我国农业规模经营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价格完全可以覆盖玉米市场的全部成本。其他大宗农产品基本也是如此。所以，对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不必悲观。

虽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早已被取消，但是，村一级的“政社合一”在实践中还存在，在观念上更没有取消。“政社合一”体制的核心是活由集体干，钱从集体出。

我在农村调查当中，问基层干部“坚持现有农村管理体制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回答很朴实：如果不实行现在这个制度的话，村庄的公共开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村里面干部说，如果没有集体经济，“我们没有工资发，村里面的道路坏了没有钱修”。

原来就是一个“办公经费”问题！为农村服务，钱从哪里来？

那么进一步看，我们在农村到底有什么样的钱要花？我总结一下，目前中国农村社区涉及十大“公共事务”，分别是：村容村貌、环境卫生、邻里关系、民俗民风、生产互助、扶贫济困、社会合作、土地整理、产权保护、祖宗祭祀等。这其中，土地整理与产权保护的成本虽然比较高，但却不是经常性的公共事务。其他如各种社会性保障，本来由政府提供，小型社区不需要自己负担。

以上公共事务果真要花很多钱么？不是！处理这些事务，古代中国都基本是免费的，当代的欧美社会基本也是免费的。退一步说，假若不完全免费。如果我们给每个村补贴20万元，全国涉农的村庄是约50多万个，实现公共财政全覆盖大概需要1000亿。

有了这个1000亿支出，就可以实现“政经分离”改革与更深入的产权改革，从而能更大程度地放活农民经营权。农业GDP若能增长15%，就意味着多产出9000亿左右。这个帐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没有1000亿吗？当然不是。国家涉及“三农”的支出近3万亿。

用1000亿换来9000亿，这个改革红利可谓巨大！，肯定了“政经分离”的改革探索。希望这项改革为深化农村产权改革提供条件。

一些朋友主张，农业生产可以完全交由市场支配，政府不必干预农产品市场。他们不赞成土地用途规划，也不赞成支持农民合作社的政府政策，认为这些会妨碍市场竞争。

无可置疑，中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很低，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不利于土地的市场配置。但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对农业的支配作用，不应否认农民合作社对于农业经济的意义。因为农业生产在耕作环节存在大量公共性问题，市场失灵难以避免。

土地功能分区制度的内涵之一，是建立农业保护区，这种做法看起来会限制土地市场，但却在市场化经济发达国家被较多采用。美国国会1924年通过了《州分区规划实施法》，直接把所有的土地使用的法令性责任交给了市政当局。州级政府则仅仅对市政当局制定分区规划提出原则性要求。这个制度对于保护耕地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通常认为新西兰的农业最具有自由放任程度高、政府干预弱的特点，但这个国家仍然针对农地利用出台了大量法规，其中多涉及各类国土保护区的建立与维护。中国农村人口稠密，村庄与农民住房建设很容易蚕食耕地、污染耕地，建立农业保护区更有必要。

欧盟农业计划的支撑主要是欧盟的农业计划系统以及欧盟的巨型农民合作社。因为这种计划性，欧盟各国多年没有出现农产品过剩危机。类似把牛奶大量倒掉的情形，在欧盟国家早已不见，！

家庭农场的规模无论多大，对于农产品的巨大市场来说，还是一个小的经营单位，农场主对市场价格没有影响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农民自己的合作社。从欧盟的经验看，大体量的合作社控制生产计划以后，减少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提高了产品质量，合作社对市场的控制明显利大于弊。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种财富创造观已经过时。

17世纪的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创造财富，而土地与劳动是基本条件。这种前古典主义的观点还在中国能觅到踪影，例如，总有朋友担心劳动力离开农村，担心城市化过程中占用土地。

其实在现代农业中，技术与资本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土地与劳动的贡献。二战以后，世界农业总产出增长数倍，而土地没有增加，农业劳动力更是大幅度减少，这说明，技术与资本日益重要。

在土地市场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价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了许多。笔者走访波兰时，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地价情况。1公顷较差农地约4000欧元，合每亩人民币2700元；而较好的农地则合每亩人民币1.4万元。农村地区由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也不贵，算下来每亩约13万元左右。

在人口密度高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我们想象中，日本人多地少，一定是地价高昂。其实不然。东京郊区1亩农地可卖到40万元人民币，考虑到日本农产品价格极其高昂，这个地价也不过是高昂地租的10倍左右，大体与国际价格相当。在北海道，一般的农地每亩合人民币约3000元，而牧业用地甚至可以无偿使用。

农业轮作及土地休耕有利于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所以，农地数量多是一件好事。但是，农业经济成长的根本出路，是用资本替代劳动，因此，我们不必哀叹什么“空心村”越来越多，不必欢呼地租率与地价的提高。

有机农业，呼声日高。

很多研究者、媒体领袖、文化名人都为有机农业站台呐喊。占据道德高点，如果谁有异议，就会被冠以人类公敌的帽子。且不论这种观点背后的利益集团背景，单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观点其实相当浪漫。

有机农业在欧盟发达国家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种植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10%。按照大行业分类，美国有机食品的销售额目前为350亿美元，但2014年美国农业与食品行业的GDP为8350亿美元，前者为后者的4.2%。所以，有机农业并不是美国农业的主流。

我国有不少人对转基因技术有很多误解，一些流传的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美国在大宗农产品生产领域广泛使用转基因技术，只是对这种技术的应用有严格的规定，并要求使用了这种技术的农产品不能标注为有机农产品。美国对有机农产品生产的要求是，生产过程中不使用转基因生物或离子放射，也不能使用违禁杀虫剂、人工化肥或污水物，不得给牲畜使用抗生素或生长激素。这种规定势必使有机农产品的成本十分高昂，因此市场价格不菲。与大宗农产品相比，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占有量自然很低。

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的使用极大降低了农产品的成本。美国转基因大豆每公顷产量能达到20吨以上，为我国东北地区平均单产的5倍左右，产出效率十分惊人。美国有机农产品的比例很低，如果只吃有机农产品，美国人恐怕只能饿死。事实上，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仅为12.6%，为世界最低，其原因就在于食品价格低廉。这种消费结构致使美国人敢于消费，敢于将储蓄率降低到4%以下。职业选择敢于由兴趣主导，自然有利于提高社会创新能力。

关于化肥、农药及转基因技术的使用，笔者以为我国官方已经出台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其内容这里不再转述。今后的政策调整重点，应是在保障大宗农产品基本安全的前提下，大幅度采用先进技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经济部门转移，降低我国农产品成本，让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逐步下跌，以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性方向。

让有机农产品解决食品风味问题。千万不要让有机农业绑架了普通中国人的饭碗。

中国粮食吃不完、房子卖不动、每年销售新车2000万辆，好用好玩的东西也高度普及，好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这种背景下，有人提出疑虑。提高农业竞争力有何意义？

每户农民种几亩地，大家相聚而居，领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乐趣，岂不快哉！甚至还有人赞美旧时代的农村“乡绅治理”。这其实是一种“零增长理论”的翻版。

“吃饭一斤粮，睡觉一张床”是前工业化的消费理念，若坚守这种陈旧理念，工业革命就不需要了，经济增长也基本不需要了。这种理念建立在对历史错误的理解上。

人要靠手脚之力谋得温饱，殊非易事。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多数人的贫穷是常态。男耕女织的妙曼，是文人想象出来的。因资源高度紧张，人们缺少平等意识，穷人对富人，特别是对所谓乡绅，普遍处于依附状态，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十分模糊，穷人无隐私，也无自由空间。

只有当代物质文明才有可能改变穷人对“乡绅”依附的命运。以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为基础的大规模社会分工的出现，是对人的重大解放。人们的交际需求不再和物质利益的满足直接捆绑在一起，有了对交际的自由选择权。

村庄的温馨和谐，是任何熟人社会都可能有的特征。人本化的城市照样可以有熟人社会，而且，城市熟人社会更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熟人社会有相对清楚的边界，不再交织在一起，不会让一个或几个领袖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空间。熟人社会由此变得相对简单。这是广大农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年轻人，尤其是农村女青年，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的秘密所在。

诚然，中国的城市，尤其是新兴城区，由于土地规划的错误，造成城市的熟人社会难以形成，形成极不合理的居住形态，但这不是城市化的错，而是城市管理制度的错。

中国农民要改变命运，必须抛弃“零增长”理念，支持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并推动城乡消费的继续扩大。必要时，适当鼓励攀比型消费模式。没有攀比，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

（原文发于2016年《学术月刊》，略有删改。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