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能,请不要给连环杀人狂发文学福利

白银连环杀人狂已经被捉住了，相关报道已经出来很多，尽管目前看到的都是周边消息，但审判结束后，一定会出现大量更深入、更细致，篇幅也更浩大的稿子，一场以高承勇为主角的特稿大赛，已经在不远处向写作者发出邀请。

他们会怎么写他呢？这是我最好奇的地方。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写连环杀人狂、无差别杀人者、杀童者的报道， 是这样的（下面的段落是我模拟的）：

西峪乡有三户大姓，分别是王、周、李，这三户大姓的人口，占了全乡的百分之八十五。白勇家是外来户，在西域乡落户只有二十多年，根基不稳，加上白勇的父亲去世得早，白母此后也并未改嫁，白家在西域乡势单力薄，常常遭到排挤。白勇十二岁时，邻居扩建宅院，强行把院墙向着白家扩展了两米，白母前去理论，被邻居打伤，在炕上躺了一个多月。白勇一怒之下，点燃了邻居家的麦垛，导致邻居家的当年收成全部被烧毁，虽然因为年龄小免于刑责，但此举却让白家欠下邻居近五千元赔偿款，白家在西峪乡的处境，也更加艰难。

在东莞打工期间，李少峰认识了同厂女工杨某，二人都来自咸阳，年龄相仿，不久就发展为恋爱关系。李少峰将打工期间积攒的所有积蓄，都用于支付恋爱期间的开支，并为女友杨某购买了一部价值四千元的智能手机，在杨某春节回家时，因为火车票和机票紧张，李少峰不得不为女友杨某购买了头等舱往返机票，仅机票一项，就花去李少峰八千多元。节后再度返厂时，女友杨某却提出分手，理由是家人在春节期间为其安排了相亲，并打算促成杨某和一个小包工头的婚事。李少峰要求杨某偿还恋爱期间的花费，杨某却表示“这都是你自愿的”。就在杨某提出分手的当晚，李少峰在火车站附近的公厕，袭击了一位独自上厕所的女孩。

工厂主认为，王斌强受伤失去手指，是因为他的操作不规范，拒绝赔偿，并将王炳强解雇。回到出租屋，房东又提出涨房租。这成了王斌强的最后一根稻草，下午五点，王炳强拎着从附近超市购买的菜刀，冲进了离住所最近的实验小学。

张耀清的父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张家的家境好一点，有绘画天赋的张耀清能够凭借特长考入师范，。

在赵小海留下的日记里，有许多出自他手的诗句，充满了对生活的憧憬，其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将会飞遍世界/我将会找到/心中的绿洲”。

女友的离去，让火统兴感到了绝望，他变得愤世嫉俗，并开始仇恨女性。所以，当一起开出租车的同乡火统照提出“好多坐车的人都有钱的很，不如从他们身上弄点钱花花”、“不干些大的白来世上一趟”时，火统兴立刻建议，可以对女性乘客下手，财色兼收。

母亲瘫痪在床，父亲长年在工地打工，照顾母亲的任务，就落在了钟建斌身上。从十一岁起，钟建斌就开始照顾母亲，为母亲更换尿布，对女性的厌恶和仇视，就在此时悄悄埋下了种子。

所以，我有点怀疑，我们在未来看到的，写高承勇的特稿，会不会是这样的：

高姓在当地是大姓，但高承勇的父亲瘫痪在床，家道中落，高家在当地很受族人排挤。高承勇和几个哥哥姐姐，都是在族人的白眼中长大。

高承勇性格叛逆，很不受父亲待见，父亲常常因为他犯的一些小错，把他叫到床前，用笤帚疙瘩（当地人对扫把把手的称呼）抽打他，有一次，殴打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打坏了三根笤帚。被打得一瘸一拐的高承勇，第二天还要下地干活。

因为高承勇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没能通过招飞体检，高承勇失去了摆脱农民身份的最后机会，遭受了人生的重大挫败，这让高承勇变得玩世不恭。招飞名单张榜公布的当天，高承勇离开了家乡，去包头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临走前，只跟关系比较好的三姐打了招呼。

女友和高承勇分手后，随即去了外地打工，不久就嫁给了外地人。这成了高承勇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尾随白兰三个月后，高承勇终于找到了机会。那是五月的一个风沙天，五月的白银，还是春末夏初时节，榆树的叶子刚刚长出来，给这个常年被风沙侵袭的城市，带来了一丝绿意。

这种写法没有错，首先，写作者有用任何方法进行写作的权利，其次，群众希望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但这么写的结果， 却是给杀人狂发了福利。

连环杀人狂希望通过杀人得到什么？

杀人的快感，通过杀人行为获得的，主宰他人生命的极大满足感，以及杀人行不被发现获得的喜悦。这只是一半，另一半，是通过杀人获得的，进入历史、被人铭记和讲述的满足感。

所以，许多杀人狂，是把杀人当做作品来策划，把自己当做明星来包装的。他们在杀人前，就已经有过深思熟虑，想好了怎么让自己的“创作”更有卖点，更具故事性，在杀人后，也会用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讲述，这种“有利”并不是为了减轻罪责，而是更有利于传播。

尤其是媒体过度发达的现在，人们都知道媒体要什么，人们爱传播什么，都会按照媒体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行动，给出有传播价值的信息。

2012年7月，丹佛市郊的奥罗拉（这是事件的实际发生地，用丹佛冠名考虑的是城市知名度）世纪戏院放映《蝙蝠侠前传3：黑暗骑士崛起》，影片开始了30分钟后，詹姆斯·霍姆斯穿黑衣、戴防毒面具，闯进电影院，先投烟雾弹，随后向观众扫射。

▲詹姆斯·霍姆斯和枪击案现场。

他的行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动手前，他把自己租住的公寓变成了一座弹药库，装上精密设计的炸弹，并选择了电影院这样一个场所，选择了《蝙蝠侠》这样一部电影，在进场前悉心装扮，给自己染上红发。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给了自己一个有传播特质的形象，把自己和《蝙蝠侠》电影强行捆绑在了一起，从此成为这部电影不可分割的部分，并掠夺了“蝙蝠侠”系列电影的成果，此前的，甚至此后的。，有了电影背景，立刻拥有了另一种样貌。

另一个杀人狂就更典型。那就是谋杀了中国留学生林俊的Magnotta。

在谋杀林俊前，他就开始炒作自己。2009年到2010年间，网上出现了一个博客，称Magnotta和Karla Homolka（另一个凶残事件的主人公，从1987年她嫁给Paul Bernardo开始，他们夫妻俩一起犯下多起案件，造成几位年轻女性死亡，她的故事被拍成电影《Karla》，她于2005年出狱）结婚，并且生了两个孩子，博客内容引起注意后，Magnotta随即主动接触媒体，说那是谣言，给他带来很大伤害。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个博客和相关留言，都是他自己撰写的。

他崇拜莎朗·斯通，在他前女友的回忆里，《本能2》刚一问世，他就迫不及待去电影院观看，并且坐在第一排，这解释了他的妆容——那分明就是男版的凯瑟琳（莎朗·斯通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为什么会使用碎冰锤。

仅仅“用典”一处，在他看来是不够的，谋杀现场色调浓艳，挂着《卡萨布兰卡》的海报，视频还经过剪辑和配乐，配乐是怀旧劲歌。他植入了大量电影的要素，也知道媒体报道一定避不开这些点。

因为加拿大没有死刑，他出狱之后，等待他的，将是自传、电影、脱口秀。甚至可以预见到，会有电影因为引用真实的杀戮视频引起争议。

▲请注意Magnotta的发型、眉妆和眼妆，他模仿的是《本能》里的莎朗·斯通。

他们的做法，和娱乐炒作没什么两样：给自己塑造一个特别的造型，和名人进行捆绑，为新闻报道提供故事点。

区别只在于，他们使用的手段和材料，是杀人。

高承勇也不例外，在2008年，他开始在网络上发帖，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想法，乃至作案经过，后来，还在天涯论坛注册了许多ID（网友发掘和确认的，已经有十个），以七分真三分假的比例，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和每次作案经过。

他所在的这个时代，有传播的需求，也给了他传播的便利，他很愉快地享受了这种便利。

他已经知道自己将会被“按倒在地”（2008年首发于搜狐论坛的帖子和2015年发布在天涯论坛上的帖子，他都使用了相同的词语来预测自己的结果），但他显然觉得自己已经够本了。就像希望赚到很多钱的人，觉得赚到钱人生就够本了，热衷于的，觉得和足够多的女人发生关系就够本了，他觉得，杀了这么多人，就活够本了。

而新闻报道，尤其是过于详细的、文学化的、篇幅浩大的报道，正是他要的。对他来说，那就像农村创业者登上了《致富经》节目，明星凭借作品和绯闻走红，终于登上五大女刊的封面。

杀人行为，对他来说，只是完成了一半任务，得到媒体传播青史留名，这个任务才算真正完成。

当然，这是媒体发达时代的人们才会有的想法，八十年代的杀人狂，未必有这种认识。

在2013年的一个杀童凶案之后，我发了个帖子：

对那些杀人狂虐童者，文学化的描述是一种福利，那是站在写作者人性的高度去理解他们，把他们描写成完整的人，有丰富的内心层次，把作恶原因推给外界，所以老要从恶霸欺负他家，八辈子前的老板欠薪，女朋友嫌贫爱富，房东追讨房租写起。其实，我们应该对他们实行文学上的剥夺，停止滥发这种福利。

因为微博的字数限制，也因为当时还没想得太透彻，这段话是有问题的。

但微博后面的讨论很有价值。

洛之秋（但汉松）说：不过文学家以人性的高度去再现人性之恶并没有错，因为归根结底我们都要痛苦地承认：这种恶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他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翻译到西欧以后，小说家们（如伍尔夫）才第一次发现人性恶有这么多复杂的心理层次，西方文学才真正学会了心理描写。

诤无遮拦（王诤）说：对他们的文学化是柄双刃剑，初衷并非是要给歹人树碑立传，而是抚慰大众心灵，让惊悸不安的为什么？为什么？有一个可以说通的理由。客观效果是让这些变态有了存在的依据，继而变成了一种“塑像树碑”。但，这不应只是怪罪为记者或者作家的汲汲钻营，而是大众心理的趋唤，很微妙的。当然，我们只是给他一个理由，其实是在说服自己，不要对人性彻底失却信心。罪犯，自是法理难容。但除了法理之外，他依旧是个人，是我们的同类。

还有：

克兮拉兮拉说：对作者而言，并没有所谓“应该（得到道德上的赞许）”或者“不应该（超脱道德层面，上升到意象的简单描述）”的写作对象。文学在创作过程中、某种程度上独立，不受谴责。

碱泉飞快说：罪案小说的一个意义，在于追溯与谅解，比如契诃夫的《渴睡》，用新闻语言，是一个小保姆掐死了摇篮中的婴儿；但文学复原了这个小女孩悲惨的家事及本身的处境，在给她一个人性上的抒解的同时，也给后来者某种提醒。

冶文彪说：定罪和仇恨只是第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医生发现肿瘤，不能一切了之，而要查出病历理，以求根治。社会肿瘤也一样，法律是惩前，文学、社会学寻因，不是开脱，是为了毖后。

大致归纳一下，是这样的，一方面：恶不是附身恶魔，不是“他者”，而是复杂人性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去揭示这种复杂。这是从文字工作者的任务角度出发。

另一方面：人们渴望知道罪案的细节，因为只有这些细节，才能为这些罪案去魅，让它们变成一种可以被描述的现实，从而安抚人心。这是从人们的需求角度出发。

但不管怎样，当我们去写杀人狂的时候，就是在给他们发福利了。

一方面，这些报道和讨论，让他被铭记了。

另一方面，报道和讨论，让他们拥有了他们本来不曾拥有的东西，例如复杂的人性，复杂的目的，以及复杂的社会背景。他们成了复杂时代水面上的浮萍，成了时代之恶的代言人。这和塑造明星名流以及伟人的方法，没有任何两样。

而且，当我们用文学化的笔法去写他们，就已经是在试图理解他们了，这种试图理解的举动，就是一种开脱。你是以一个正常人的逻辑，去理解一个不正常的杀人狂，是从一个父亲、儿子、男人、公民、劳动者的角度，为一个杀人者的行为寻找理由，是用你的全部人生经验，为他们的人生经验寻找和声，用你体会到的意义，为他们生存的意义增量。

你觉得必须要发掘制度的缺失、人际关系的邪恶，才能解释他们的行为，你觉得必须要找到他们遭受的不公正、冤屈，才能解读他们的愤怒，必须要把他们放到时代的不安的大背景上，才能让我们共情，并且唤出自己的罪恶感。

这对有同样遭遇的人不公平，对受害者和受害者家人，更不公平。

但是，理解一个杀人狂，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写作者很难抵挡这种诱惑，越年轻、经历世事越少的写作者，越愿意去理解，似乎，一次理解，就是一次打怪。但这种理解本身，都是在给怪物输送能量。试图理解他人，理解一个杀人狂，这种念头一出来，人就堕入了魔障。

▲白银，和西北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没什么不同。

能否不这么写？能否放弃这种理解，放弃这种诱惑？

我们的法律，在判处一个人时间上的刑期时，还会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而写作者，是不是应该执行另一种剥夺，剥夺他们的文学权力？不用过分文学化的方式去讲述他们，不给他们的行为寻找理由，不让他们具有故事性，不冒冒失失地给他们加上时代代言人的帽子，不让他们被人记住，不让他们以丰富复杂的形象进入历史。

因为那正是他们需要的。

比如，写高承勇的时候，只描述他的所作所为，不贸然探究原因，不把他的行为和童年阴影、制度不公挂钩，不要强行把他仇女厌女和他的失恋联系在一起。用最少感情色彩的语言，用近乎零度的叙述。不用你自己的人性，为他的人性增量。

或者，像网友resqcenter说的那样：“与其禁止有人从此得益，不如采取反制措施，报道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哀伤，他们的愤怒，他们的解读，他们的宽恕或者不宽恕，他们的生存困境以及试图走出的努力!”

但这必然不可能。人的世界里，任何行业任何领域，做到前几位，必然进入历史，必然会被讲述，哪怕这个行业是杀人狂。

他必然获得他的福利，必然被人铭记。尽管，他的福利建立在许多次残酷的死亡和许多个家庭的绝望哀伤的基础上。
………

这是我们的失败。

韩松落见好｜日常生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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