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 | 百年研究经验总结（上）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诚可谓源远流长，人才辈出，但能同时做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者，则旷世难寻，为数不多。王阳明即为其中少数几个“真三不朽”的大儒。他以不世出的天姿英才，一生汲汲于讲学论道，不仅开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心学时代，而且凭借平定宸濠之乱的功绩，，不可不说是道德、功业、文章冠绝千古，影响世道人心既深且钜。他的思想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即“流传逾百年”，延及晚近仍发出很大的声光电响，不仅显示出自身固有的强大学术生命力，而且也成为与西方思想对话的重要思想资源。也就是说，自20世纪以来，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便已进入了西方人的学术视野，成为与朱子学相媲美的又一东方热门学问，乃是他们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一大重要领域。

一、中国阳明学研究的百年回顾

阳明学的研究已逾几百年，不同的诠释可谓充盈于耳，评价的升降起伏固然有内部学术理路范式转移的原因，。明清嬗变，山河巨变，回翔瞻顾，痛定思痛之余，自然要对前代学术做出反思和总结，于是阳明思想遂难免不遭到各种褒扬与贬斥。，或多或少亦带有急迫的功利性目的。而与此同时先后，即至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受过日本或西方学术文化熏陶的学者，开始主动自觉地借助异域哲学方法或分析范畴，重新探讨阳明心学思想的特征及其社会意义。较有代表性者如梁启超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1926）、黄建中的《王阳明与裴希脱》（1927），蒋径三的《王阳明之直觉主义》（1928），冯友兰的《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1932），钱穆的《王守仁》（1933）等，无论成熟或不成熟，全盘照搬或有意消化吸收西学，均显示出东西方学术交融互鉴过程中特有的典范转移的特征。其中梁启超特别强调“致良知”必须“体认本体亲切”，乃是“一了百了的法门”，但同时也有必要重视“知行合一”工夫，否则“知行不复合一，又陷于‘知而不行，是不知’之弊，去阳明本意远矣”。钱穆则提出了不同于清儒的另一研究新方法，即王学表面“简易直捷”，实际仍从“深细曲折处来”，因而必须“脱弃训诂和条理的眼光，直透大义，反向自心”，才能求得王学之“着精神处”。钱氏之说无异于要摆脱清代考据学拘泥于文字表层的干扰，直接以程朱之学还程朱，以陆王之学还陆王，虽赞同者未必就多，暗中亦必有西学的挑激，但仍反映了以心学方法解释心学传统的潜在致思取向，体现了由清学返归宋学的另一时代发展趋势。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研究陆王心学可谓起伏跌宕，，其中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辩证法或“形而上学”两重标准，乃是陆王心学判断定位的绝对依据，在任何人都无法逃遁的意识形态铁笼中，陆王心学理所当然地被戴上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真正的研究实际已完全中断，代之而起的不过是口号式的荒诞性批判。，唯物唯心的二分法也将历史人物切割成了中心与边缘两重绝然不同的天地。因此，从理想的积极层面看，，但以现实的消极立场言，。

陆王心学思想研究的复苏，主要以1981年在杭州召开的首次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标志。以后则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诸如《陆九渊集》（1980）、《明儒学案》（1985）、《陈献章集》(1987)等一类心学人物的著述典籍，而阳明学的研究也开始摆脱的束缚，能够拥有较多的自由空间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与港台地区及日美韩等国学者良好互动的学术局面。尽管从整体上看，心学发展固有的一派活泼天机状态迄今仍未恢复，无论正面或负面的学术经验均缺乏开阔宏通的反思和总结，但毕竟以西方唯物、唯心的生硬二元切割做出的歪曲性误解误读已成为历史，透过王阳明一生的事功业绩及相关著述直接还原其本来面目的研究成果已越来越多。

二、日本、韩国的阳明学研究发展走势

东亚地区以日本为重镇，他们对阳明学的研究显得相对深入。或许早在阳明生前，即有日本学者与阳明有过交谈接触。而真正使阳明心学广泛流传于当地的，则当以中江藤树(1608-1648)的转输工乍为最早，时去阳明逝世不过九十年，诚可谓推动阳明学远播日本的第一人。以后至迟延至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人甚至一度将阳明学说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佐藤一斋、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著名学者均间接直接地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的主张。，阳明学对他们的影响均可谓既深且钜，不仅透过长期向中国或明或暗的学习“发展出了日本版的阳明学”，而且更将其“作为自己个人生存方式的根本”。诚如牟宗三所说：“一种学术，流于他国，常有新面目、新作用，亦可为新表现。或‘橘逾淮为枳’，此其坏者也。或‘天地变化草木蕃’，此其善者也。在日人，得善果而不得恶果，则益足增加吾人之反省矣。”

自中江藤树创立阳明学派以后，，阳明哲学发挥了很大的功效”。故针对日本王学运动的实际，章太炎特别强调：“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梁启超也指出：“吾国之王学，惟心派也，苟学此而有得者，则其人必发强刚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观明末儒者之风节可见也。本朝二百余年，斯学销沉，而其支流超度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是心学为之用也。”可见阳明心学始终受到日本民族的重视，不仅阳明信徒多刚毅果决之豪士，，当然也就不能不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传统至今尚在延续，成果累积的数量已极为可观。举凡国内重大的王学学术活动，均可看见日本学者的积极参与。譬如著名阳明学家冈田武彦就多次沿着王阳明行踪足迹考察，与贵州学者交流过“体认之学”的理念。类似的交往活动日见增多，讨论的题域日益广泛，于是遂因心性之学体认方法的认同，形成了一个遍及海内外的研究群体。而阳明学及其研究队伍的广泛国际性地缘格局分布，也决定了我们必须具备跨地域、跨国界的广阔视野，多方面地撷采海内外学者治学成果之长，才能更好地从事未来学术进步事业的开拓发展工作。

早在在三国时期，中国儒家思想便已输入朝鲜；以后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先后转入，则更进一步推动了当地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今韩国集大成的阳明学者，当首推郑霞谷(齐斗，1649-1736)，乃是由敬重考亭（朱熹）折转为服膺阳明的一代大儒，不仅创辟了韩国的阳明学——霞谷学，反映中国阳明学向东亚各国延伸的发展趋势，而且自成一套理论系统，体现了韩国学术致思取向的民族性特点，表现出如实体认宇宙人生真谛的强烈色彩，显示了调适安顿现实生命存在的睿明哲思智慧。他一方面延绵了栗谷、明斋等人的思想系谱，不能不说多有继承意义的“因”，一方面又依据阳明学不时修证前人之说，更突出表现了发展意义上的“创”。他依据阳明建立起来的良知学说系统，则明显强化了人类道德实践活动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故其学术地位亦足可比肩日本阳明学鼻祖中江藤树。尽管朝鲜的朱子学始终压倒了阳明学，二者之间乃至有“正统”与“异端”的争论或分判，但依然不乏如南彦经(1528-1594)、李遥(南门弟子)等对王学有深刻体认的历史性人物，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阳明学派——江华学派。这一学派历经数百年的转辗发展，至今仍有其传人，不仅遗存的著述甚多，而且影响亦极为深远，同时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系统，代表了阳明文化圈的又一地域-民族分布形态，值得结合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文化实际，依据不同时段的学者在接纳王学思想资源的过程中所作的阐释发挥和所赋予的具体新内容，并适当结合具有典范意义特征的个案，推动相互之间或同或异深度比较及曲折会通工作的开展。

中国大陆的阳明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复苏以来，始终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不仅参与的学者越来越多，而且研究的深度亦非昔日可比，范围则涉及阳明本人哲学思想的探讨分析，关联王门后学众多学派的挖掘阐发。也就是说，王学研究已非王阳明本人思想学说的解读阐发所能范围，王门后学各家各派的理论主张与学派特征也开始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这显然极为符合传统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既厘清了前后授受传承的渊源流变关系，也有裨于更好地把握自明迄清学术发展变迁的整体脉络，弥补了入清以来数百年间王门后学研究成果长期匮乏的不足。而与此同时先后，以王阳明一生活动区域为思想资源凝聚热点，更形成了有趣的学术地缘分布格局，在其生长的浙江、悟道的贵州、建功立业的江西，分别形成了三大学术研究重镇，涌现出浙学、黔学、赣学三者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而从东亚阳明学的大范围看，显然也涌现出以中国(含台湾、香港)为中心，中、日、韩三国良好互动的学术局面，不仅影响远播欧美各国，而且也具足了文明对话的必要条件。或可借用韩国学者崔在穆的表述，即“近代期与近世期不同，东洋学术与西欧学术文化互相渗透，哲学思想、文学、历史复杂地相结合，开始显现出时代的特征”。适足以说明文明对话的“俱熟果”的结出虽尚有长程的路途要走，但历史性的条件和可能已如朝阳一般在人类期望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