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老古董的笑忘人生 ——访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襄理诸宝润先生

文│方源

百岁老克勒诸宝润

“老克勒” 是上海的特有“人种”，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是优渥的，二者的叠加就产生了一种儒雅讲究、上档次的“生活方式”——西装革履，花园洋房，喝咖啡，听爵士，出入上流社会……有点像小开，但比小开自食其力；又好像绅士，但绝不版版六十四。说到底，老克勒是那些有钱、有文化、有地位、有腔调的上海老男人。而在上海的老银行里做事的男人们，十之八九具备上述条件，在他们之中，够得上“老克勒”称号的大有人在。其中有那么一位老克勒，当初采访时已94岁高龄，如今更是百岁老人，却依旧鹤发童颜、神采奕奕。这位曾经的上海银行襄理诸宝润老先生，从学校毕业踏上工作岗位，到光荣退休，整整45年没离开过银行半步。如今退休已有37年的诸老伯，逍遥自在地安享幸福晚年，与我们说起陈年往事，无论是风光年华，还是失落岁月，在诸老伯看来，都是过眼云烟，都可以一笑而过。

初见诸老先生，看他精神矍铄、红光满面、腿脚轻便的样子，你绝对猜不到他已是一位年过九旬的“奔百”老人。我们向他竖起大拇指夸他长得“后生”，诸老伯的回答带着幽默和哲理：这是因为我记性不好，老是忘记自己的年龄。

忘记年龄不是虚说，譬如对待手机，不少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习惯用它，屏幕键盘太小，看不清；功能太多玩不来。但诸老先生不但不拒绝手机，而且还会认真“开发”各种功能。诸老伯不满足于打电话，他还自学发短信，加入拇指一族！在钻研新事物方面，诸老伯如果遇到无法攻克的难题，便坚决不耻下问，抓住小辈，打破沙锅问到底。

“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习惯，跟诸老伯小时候用功读书打下扎实基础不无关系。他中学就读于清心中学（现市南中学前身），是美国教长老会在上海办的一所颇有名气的教会学校。学校创办于1860年，今年逢150年校庆，诸老伯收到母校请柬，感到非常欣慰。回忆起当年学校的课程设置，诸老伯说，除了国文课，其他教材清一色都是英文课本，教师也都是美国人。少年诸宝润从小就受严格的西式教育，学到了一套严谨的治学方法。所以直到现在，他依旧每天将不少时间花在读书看报听广播上，虽然与社会接触机会少了，但他常常是家里最“领市面”的人。

忘记年龄，有时还表现在他的“不服老”上。家人为诸老伯请了阿姨，平时看病、报销医药费之类外出跑腿的事情可以有人陪护或代劳。但诸老伯喜欢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能不麻烦别人就不麻烦别人。外出经常是独自步行往返，连公交车都不坐。

诸老伯年轻时酷爱摄影。用他的话说，自己常常像记者一样，成天背着相机到处转悠。很多照片当时看来好像只是一种生活记录，但几十年后，它们便开始显出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价值还在不断增长。

诸老伯任职于银行，他的镜头自然更多地涉及银行的人物、事件、活动、建筑等。其中一些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照片，日前被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相中，并得到诸老伯的慷慨捐赠。从捐赠照片的细节中，可以看出诸老伯一笔一画、认真细致的做事风格——每张照片上，他都会附一张小卡片，工工整整地写上照片的拍摄背景、数据资料。或许是常年受银行工作的锻炼，诸老伯的相片档案整理得有条不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照片数以万计，但他就有这个本事，只要你说得出，他就找得到。尤其是家人的照片，三个孩子的照片个个都有系统归类，老伴过世后，诸老伯整理妻子照片，竟有1000多张！

解放前能玩得起照相机的，绝对属于有钱人。诸老伯至今仍住在同仁路南京路附近的一幢小洋房里，这幢房子由当时的上海银行出资建造，诸老伯是新房落成后的首批居民，三楼整个层面，一住就是60年。在当时来说，这样的住房条件已属极为优越，标准的“钢窗蜡地”，还有“大卫生”。“我的婚礼办在汇中饭店（和平饭店南楼前身），那时年轻啊！”诸老伯既在感叹年华流逝，也在心灵深处缅怀那段青春得意、风采光鲜的岁月。

诸宝润近照

然而，诸老伯话锋一转，思甜之后开始诉说他们这一代的颠簸人生。，向诸老伯这种“成分”的人一个都逃不过，无论作为资本家银行里的高级职员，，他都成为“被运动”的对象或准对象。不少人被“戴帽子”，很多银行员工的收入一落千丈，心里有疙瘩，嘴里不免有牢骚，牢骚一多就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诸老伯的工资收入也从解放前的四五百元，被“革”了几次之后，只剩下六十来块。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诸老伯居然卖掉了最心爱的相机，还转让了亭子间。，家境更是每况愈下，老婆卖旗袍、当珠宝，过着“当一件东西过一段日子”的生活。

诸老伯说到这里， 发了一句感叹：“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往事不堪回首，诸老伯命运的大起大落， 是国家大环境决定的，个人能做的，只有调整心态，积极面对。诸老伯也正因为做到了这点，才能从大风大浪中平平安安地走出来。都说诸老伯“心态好”，他有一种化解郁闷的办法叫“阿Q精神” 。这不， 即使时代环境如此不堪， 他还是能从中找到安慰——当时银行里还有一批人去支援大西北，去时意气风发，甚至变卖家产一心扎根边疆，但去了之后才知道全不是那回事。自己当时没踏上去大西北的险途，已算万幸。诸老伯说，人要活得开心，就要学会记住开心事，忘掉堵心事。

捱过那段难熬的日子，让诸老伯欣慰的是，三个孩子都很争气，事业上都有所成就，大家庭和和美美。诸老伯说，我的“幸福指数”很高。女儿和女婿曾在外地当大学教授，退休回上海后，女儿仍在做工程监理，女婿则在银行任职；大儿子和媳妇也都是银行高管，工作业绩有声有色；小儿子在保险公司做领导，小儿媳在立信会计做大学老师。谈起小辈们的工作成绩和家庭幸福，诸老伯开心得合不拢嘴。

前不久发生过那么一个插曲，大媳妇在上班途中接到诸老伯的电话，她觉得有点奇怪，老爷子平时在家从来不打她的手机，会不会有什么急事？接通电话，诸老伯开门见山道：“恭喜你，一人劳模全家光荣！”原来大媳妇最近被单位评为劳动模范，还没来得及向诸老伯报喜。诸老伯无意间在桌上看到了奖状，高兴得连等媳妇回来再道贺都嫌太晚。

能让诸老伯开心“忘形”的，除了小辈们的成绩，自然还有自己的辉煌往事。诸老伯回忆说，当时进银行，都要找人保荐，而且保荐人本身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进上海银行时诸老伯找的保人是他的一位亲戚。从某种角度说，以前银行的内控意识并不比现在差，可靠的保人是叩开银行大门的敲门砖。人品不佳的人没有敢陪上自己的信誉甚至身家性命来作保，而万一进了银行后再出现什么问题，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还可以找保人算账。在那个年代，银行被看作是金饭碗，能被银行录用的，大都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因为首先须有才，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筛选；其次要有德，才会有贵人保举。

入职银行的前三年，每个人都要参加“训练班”，上午读书，下午实习。半年之后，合格者可从初级试用助员升为助员。。上海银行训练班前后办了六七届，诸老伯是第五届学员。他得意地说，训练班里藏龙卧虎，很多同学后来去了香港、台湾，成了著名的银行家、实业家。所以也有人把训练班说成是“银行界的黄埔军校”。当时训练班的教师全由在职经理担任，诸老伯还记得会计老师是位美国留学生，中文一句不会，全开英文。而训练班的教材所涉及的全是非常实用的知识和实务，只要是将来工作上派得上用场的都要学，甚至连《六法全书》也被列入课程。

当时的上海银行设国外部、存款部、放款部等，诸老伯每个部门都做过，解放初已做到“襄理”的职位，并作为上海银行放款部代表一边办理移交手续，一边接收成立公私合营银行黄浦区办事处。

青年诸宝润

诸老伯记得在储蓄部工作的时候，美式记账机已被引进，一个柜台一部机器，一部机器配两名工作人员，必为一男一女。“男的一定会挑外表挺括一点的，女的当然更注重一些外表，”说到这里，诸老伯顿了顿，接着说，“当时我就是其中一个”。大家听了大笑，诸老伯这不是严重地表扬了一下自己吗？诸老伯并不掩饰这份得意，他说旧时的银行是极注重职员仪表的，男职员基本上都是西装革履，皮鞋锃亮，头发纹丝不乱三七开。有一次家里整理衣物，光是领带，诸老伯就装了几大盒子，小辈们开玩笑说，多到简直可以用来扎拖把了！

古语说，七十而从心所欲。诸老伯的快乐原则是，无论为儿孙的出息感到而骄傲，还是为自己的过去感到自豪，聊起让人开心的好事来，不妨痛快地说，酣畅地笑，大声一点也没事，忘形一下亦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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