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这部十年前便完成的纪录片，只被公开放映过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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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彻底了解，但是我们相信，努力接近真相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倾听流传于民间，从亲历人口中娓娓道来的故事。
原文刊载：共识网
那场暴风骤雨已经从郭长兴、刘福德或老丁太太的脸上消失了。当蒋樾见到他们时，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的这些老人都已经走到了人生尽头。他们花白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干净的衣服，坐在螺丝店里、轮椅上或是画像前，笑容腼腆，说话轻而谨慎，仿佛在努力压制着藏在他体内那段洪水般凶猛的历史。
但往事从没有真正在平息，刘福德清楚地记得，地主“韩老六”住着并不是很好的房子，老丁太太则对自己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念念不忘。六十多年前，暴风骤雨从这些普通人身上呼啸而过，卷翻了他们生活的元宝村，并从这里涌向全国。，他们都成为一种符号。这个符号试图让人看到的，既有旧社会的苦难和不堪，也有新社会的优越和希望。
也就从那时候起，位于东北一隅的小村汇入了时代巨流，随之起起落落。真实的元宝村和真实的往事都遮蔽在巨流下面，被许多人咽到肚子里。等到2005年蒋樾来到这里时，打开录像机时，其中一些往事，已经被带进了棺材里。
但那些还活着的人，却吞吞吐吐张开了嘴。他们翻检旧事，凑出了一个外人从未真正进入过的元宝村，拼出一场暴风骤雨的真实样貌。
小说《暴风骤雨》，1948年/周立波 著
在全国第一支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前，元宝村像大多数1946年春天的中国村庄一样，贫穷、安静，还有些压抑。多数人为了生计而忙碌：浪荡汉赵光腚穷得穿不起新裤子；长工张殿荣给人卖力气谋生；即便是地主韩凤歧，也要靠养猪和老婆替学生们做校服来赚些外快。
在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这里被称作“元茂屯”。这个草屋顶上长满青苔的地方，正度过暴风骤雨前最后的宁静。离韩老六被批斗还有段日子；后来成为农会主任的郭长兴，此时还是郭孩子，穷得叮当响。那个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一生的作家周立波，还没有进入他的生活。
但风正向这里吹来。曾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老人张向凌记得清楚，：干部们脱下西装和皮鞋，丢开汽车，成立工作队，到乡下发动群众。他们的目的，用纪录片《民主东北》的话说，是“用一切力量帮助被压迫的群众翻身”。
工作队是被一架马车拉到元宝村的。有人记得，时间大约是正月刚过。也有人记得，时间似乎是七月份。
电影《暴风骤雨》用人们熟悉的手法记述了这个场景。一身正气的工作队员向和气的乡民借住，并得到了热切地回应——这应该是真实的，与此相交错的是另一种复杂情绪。这种复杂情绪在后来讲述的老人们嘴里流露出来：老实巴交、甚至还有点懦弱的元宝村人，对这些陌生人客气而狐疑。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得都并不舒适，需要改变。跟着工作队来到元宝村的年轻人于洋，后来成了电影《暴风骤雨》的主演。他记得，这里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格外难过。
但鼓动这些看起来受尽苦难的农民起来反抗，却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比如，当一个给韩老六扛活的农民被反复问及他的悲惨遭遇时，竟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
在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庄稼汉子来说，“我没有钱雇他，我就得给他干”是最朴素的逻辑。至于“压迫”、“团结”这些工作队员带来的新鲜词儿，他还太陌生，听不大懂。
结果，在工作队员热情宣扬的当口，农民们就在边上懒洋洋的打架、抽烟，或是互相嘀咕。电影《暴风骤雨》记录下这个令人尴尬的时刻。以至于头一个月，工作队员都闷闷不乐的。“群众挺难发动的，光发动群众发动了一个来月。”
直到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这一切才有了改观。一个叫小王的通讯员，隔三差五就到郭长兴家。那时候，郭长兴住在韩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穷人家。帮他扫院子、挑水，交朋友。
从其他地区调到新成立的“元宝区”担任区委副书记时，周立波38岁。据说，他喜欢到村民家“唠嗑”，坐在炕上给他们说笑话，教他们唱革命歌曲。
对周立波，元宝村的村民并没有谈论太多，只记得他是工作队员，口袋里总是装着笔和本子，抄抄记记。要等到郭长兴(小说中名为郭全海)、韩老六和元宝村一起，随着周立波的小说红遍全国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周立波是个作家。
电影《暴风骤雨》，1961年/谢铁骊 导演
最开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进行的。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成了最明确的团结对象。这是“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当然，这是工作队成员事后回忆的措辞。
几十年后，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说这话时，刘德福穿着一身整齐的蓝色劳动布衣服。面对镜头，他脸上不时露出生活馈赠的略带油滑的笑容。
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饥荒甚至要饭的人，被乡村们称为“穷头儿”们。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
“工作队来了，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把他当成积极分子，这种情况也有。”事隔多年，于洋说起这个来还有些懊恼。对这样的人，他引用了当地流行的称呼：“二流子”。
对象选定以后，宣讲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这个场面是饶有意味的：周立波对着一群表情略显迷惘的听众宣布：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十四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
鉴于批斗也是一门需要后天启发的技巧，宣讲会之后又出现了训练班，内容也延续了贴近群众的宗旨。周立波学着用东北话跟大家算账，教大家明白“地主怎么剥削人”。
“农民的觉悟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说到这里，当年的工作队队员有些兴奋。
不过，最能激起阶级仇恨的是诉苦。这是一名昔日农会干部对着摄像机总结的经验。因此，当外号“赵光腚子”的农民赵玉林站出来，要“主动说说心里话”时，局面似乎即将打开。用于洋的话说，敢和地主阶级来斗争，来清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老辈人都还记得赵玉林。在北庙扛大活，“老棉裤都坏了，大伙跟他闹笑话”。他声泪俱下的诉苦也被拍摄进电影《暴风骤雨》里。工作队员的评价是：诉苦诉得不错。
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一个接一个的诉苦者，越来越激动的表情和动作。最后，这些原本就存在、或是被牵引出的苦难汇成一句话。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
事后看来，当地人面对这种突然到来的风潮，情绪复杂得很。当高凤桐戴着黑框的老花镜回忆时，他记得，工作队员找了他好几次，听他唠嗑。“那就照实说呗，咱也不会编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个笑容憨厚的白发老头沉吟了会儿，补充道：“咱也不知道枪毙那么多人啊。”
“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说完这句话，他陷入暂时的沉默。
而电影里，工作队员找到“郭孩子”时，他这样回答：“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崩了他。”
电影《暴风骤雨》，1961年/谢铁骊 导演
郭长兴对韩老六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走道老是戴着帽子，穿长布衫，拄着棍，个子很高挑，走道“板板整整的”。电影《暴风骤雨》里，被称作“韩老六”的这个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一副形象。
郭长兴家租种着韩老六家的地，据说两家“的确有阶级仇恨”。而在周立波广为流传的小说和同名电影里，韩老六被塑造成奸猾、贪婪和凶残的恶霸。这大大鼓励了在更广大地区推动土改运动的进程。
对这个“治安农会会长”、“韩保长”，人们的记忆参差多态。他是外来户，高凤桐数了下，他在这里干了六年，“也是群众选的”。
高凤桐记得，韩老六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做点衣服给小学生做操衣。
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胜的记忆是，韩家有那么三件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
“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 一个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关于韩老六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打从记事时起，高凤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
农民刘志国也对地主们“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刘志国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尽管声音还有些低沉：“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
甚至于，连工作队的年轻人于洋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刚开始，他想不通：地主们也有劳动啊，干嘛对他们这样，分他们财产，分他们的土地。后来，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他才受了“教育”。
农民们也许是太过宽容了。做动员工作的时候，讲到地主的罪行，农民们也会附和着说“地主剥削人”。可接下来有的人话锋一转：人家到时候铲地铲最累的时候，割地割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这让积极分子郭长兴至今还抱怨：“我们作为工作队就觉得，这时候你说这个干什么?”
“只能说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刘德福操着一个老人特有的缓慢语气，试图总结这段历史，“不过你可以想象，两级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但改变这种分化的努力，却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的口号是这样喊的：“乡亲们，工作队来到咱们屯，就是要和大家一道闹翻身，斗地主。”
纪录片《暴风骤雨》画面
在刘福德看来，《暴风骤雨》这个名字，取得“相当对”。因为他所经历的那场运动相当激烈。不过，被周立波在书里有意无意遗漏的那些细节，用他的话说，“挺残酷”。
“那时候叫武装土改，”于洋介绍说，“每个人都有枪。”而土改的过程，也就是“和地主阶级为代表的阶级对抗、斗争”的过程。
对抗和斗争的确激烈，这从一个老人的回忆可以得到印证：当时，人们要出远门需要开路条，否则“有问题的不都跑光了吗？”
年轻的李茂修摇身成了地主，过去的街坊邻居们把他围住，“房上、院里、街上，尽是人”，对他指指点点，还有人要上去揍他。
这几乎是人们所能记起的斗争中最平和的一幕。此时，群众已经“运动起来”，跟地主像打仗一样斗争。有时候，当“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时候，工作队员会去维持会场。其中一个人的理由是这样的：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一名后来担任过某省省委书记的老人，对斗争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一个他受剥削”，他说，“一个他怕地主报复。”
“扛着镢头去刨啊。”这个当时在某地任职的老干部感叹：“农民起来拼命的话，我就怕，我怕惹大祸，你要让他起来，又怕他出事，难”。
当时，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老人们也回忆起一些无法证实的小故事，成为这段久远历史的惨淡注脚。高凤桐记得，他听得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晚上整宿地出来打骂声和求救声。
“按政策要求不可以随便打人。”于洋说，当时，他这样的年轻小伙子，最愿意组织民兵在晚上把某人抓来突击审一下，有时候地主、富农耍点圆滑，“打了也就打了”。
在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中，他并没写下这些。而人们关于他在运动中的表现记忆也并不多。不过，有人回忆说，周立波有时候会对别人的提议简单地表个态：XX吧，可以斗。
纪录片《暴风骤雨》画面
至今，许多人还记得土地分完之后人们的喜悦之情。那些从父辈起就没有奢望拥有自己土地的人，如今按照成分，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据元宝镇所在尚志县县志记载，在这个过程中，共有两万多名缺地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多少辈的愿望实现了。”但问题并没解决。许多人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有了土地，还要有牲口和工具。于是，“砍挖运动”开始了。
在这个老百姓嘴里被称为“分浮财”的过程里，地主和富农家的粮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没收并分配给需要他们的人。一个农会干部记得，他们提着棍子、棒子，把地主们找出来，挨个审问，土地、房屋和“浮财”，全部交出来。
老丁太太参与了商量批斗目标的会议，通常是在晚上。开完会，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一群人在屋子里坐到鸡叫，开门到那户人家，“把东西哗啦哗啦都办理事会去了”。
对于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人们热情高涨——有时候，这高涨的热情也会危及一些生活本不宽裕的中农家庭。如果有哪个村的“砍挖运动”不彻底，其他村的人也可以去挖出来，“谁挖归谁”，这被老人们称为“扫堂子运动”。于是，那时候，赶着大车，赶着爬犁半夜去别的村挖浮财，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观。到后来，农村被清扫一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那年冬天，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爬犁”。
运动的成果是丰厚的。《暴风骤雨》中描写的“分马”一幕，几十年后仍然被选入中学课本中。郭全海带着村民们欢天喜地分马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分了“一匹马的马腿”，有人分到一口缸。高凤桐则分到了一床破褥子。参加了这一过程的工作队员，至今仍然为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感动。当他们展览没收的绣花鞋时，农民们感叹“见都没见过”。而分到地主家被子的农民，据说抱着哭起来，因为“一辈子没见过”，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
“农民的感情，谁在跟前谁掉眼泪，”这名工作队员回忆时动了感情，他记得，当把地主小孩衣服套到穷人家光着屁股的孩子身上时，大人说：“赶快给鞠个躬去。”
纪录片《暴风骤雨》画面
2005年春天，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开始接待游人。村里的干部说，这里接待了第一个派出的土改工作队，纪念馆可以让大家重温这段历史，当然，也可以开发成红色旅游景点。
收集“古董”的过程并不容易。经过挨家挨户的动员和搜集，某户人家的筛子架和高凤桐家的硬木桌子，都被作为珍贵的历史物品摆放在这里。
最显眼的，则是用《暴风骤雨》宣传了这场运动的周立波的塑像。当小学生排着队进来参观时，他们看到了周立波笔下的人物：有“恶霸地主和伪镇长”韩老六，也有郭长兴、刘福德和高凤桐的介绍。
展板里简略地介绍，并不能涵盖这些人的一生。运动中，郭长兴成为农会会长。后来，他做起了螺丝店生意，很兴旺。
在土改前，高凤桐家人被土匪抢劫，家产一扫而空，结果却因祸得福，被划成贫农。不过，他的姐姐和姐夫，则在运动中丧生。
刘福德则已经要靠轮椅才能出门。他做过伪的职员，后来当了老师，但经历过一次次运动，却从没被揪出来批判。站在人生的尽头，他这样总结：“我感到我这一生中啊，也算挺幸运。”
单从街道上来看，时间并没有在元宝村留下什么永恒的纪念。宽敞的瓦房和木棍拼起的栅栏符合一个东北村庄的特有气质。但村口那个显得有些不协调的巨大门楼，和“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题字，则不时提醒着人们它的辉煌过往。
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73人。
打那时起，时间已经不紧不慢地过去了六十多年。“一场风暴不是写字画画，”200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刘福德语气缓慢地对着镜头说：“那是暴风骤雨，不是小风小雨，必然要伤人的。” (END)
蒋樾，康健宁，段锦川
影片《暴风骤雨》是多位独立纪录片制作者合作的成果，也是体制内外合作的结果。本片由康健宁策划，陈晓卿制片，段锦川与蒋樾联合导演并掌机拍摄。⑴本片的作者在谈到制作经过时曾经指出：“历史的叙述取决于历史的目的。对于某一段历史而言，不同的时期，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会告诉我们截然不同的版本。而绝大多数人所熟知的某一段历史则取决于某一些人对于这段历史的描述。历史的真相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彻底地了解，但是我们相信，努力接近真相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倾听流传于民间，从亲历人口中娓娓道来的故事。从1945年到1949年，中国农村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中国领导的土地改革。土改工作队员和作家周立波在1947年创作的小说《暴风骤雨》描述了这次具有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并被当成土改教科书数十年来广泛流传，曾经在1960年代被拍成同名电影《暴风骤雨》。在经过数月的详细调研，掌握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深入到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地——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屯进行拍摄，历时一年制作完成本片，同样以《暴风骤雨》为题。”⑵
⑴ 单万里著《中国纪录电影史》第八章，多元化的纪录片时代(1993—2005)，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
⑵ 郭净主编《2005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特刊，第123页
信息来源：瓢虫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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