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信了这七个字,导致两场惊天灾难,险些提前两百年亡国

15世纪下半叶是明朝的自然灾害多发期。从明宪宗在位晚期起，每年各种旱灾、洪灾、瘟疫、地震就在大江南北变着花样折腾，其惨烈程度被一位明末清初的学者感慨为“无有酷于此二十三年者”。

到明孝宗登基后的弘治二年（1489年），一场明朝开国后最大规模的水灾骤然降临：黄河在开封决口，中原受灾百姓多达数百万人，连古都开封一度都要被废弃。明朝不得不放大招，派户部侍郎白昂坐镇，调动25万民夫狠拼硬修，历经一年苦战才艰难平息水灾。

 但当明孝宗君臣们松一口气时，他们不会想到，这场大水灾不过是前奏，接下来一场破坏力空前的惊天水灾已悄然预埋了隐患——与其说它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确切说是河南水患尾声时的一桩“小风波”。

 白昂每天累死累活地治水，当他来到山东的张秋河考察水文时，猛然发现了一个大隐患：明朝的治水规划是将黄河水引入淮河水域然后入海，可万一淮河地区遭遇强降雨，作为支流的张秋河必然发生决口，黄河水加张秋河水将会酿成大灾！

 不过，对于白昂来说，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沿着张秋河往北，在并未受灾的山东地区开凿12条用来分流的月河，缓解淮河的压力即可。一旦付诸实施，这就是江淮大地的安全阀。

 万万没想到，这个计划从治水前线报到北京后，立刻招来铺天盖地的口水，包括首辅在内的几位阁臣都坚决反对，山东的地方官员也拼命抱团抵制，论点也清一色的一致：修水利！

 在阁臣们看来，山东当地没闹水患，加挖月河就得耗费钱粮，一旦修不好自己得担责，这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在山东地方官看来，朝廷说修月河容易，真修起来事事都要折腾地方，挖月河的效果也未必好，何必为此累死累活？总之，大家上下一心，把“修水利”的大帽子狠狠朝白昂砸下。识趣的白昂一声长叹，只得草草放弃。有最高决断权的明孝宗则早被这群官员说得一脸茫然，当然也就搁置了这一计划。

没想到，在弘治五年七月，就在白昂曾经驻足苦思的张秋河畔，伴随着一声轰然巨响，白昂最担心的大决口爆发了：滔滔黄河水肆虐江淮大地，山东南部至苏北地区全成了一片泽国，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冲断了。由于大运河负责将南方的粮食等各种物资运往京城，这下京城眼看要喝西北风了，国家财政都濒临枯竭，其危害不啻割喉一刀。

 明末有识之士曾哀叹：倘若三年前，朝廷依照白昂的规划加挖月河，这场凄惨的灾难完全可以避免。可笑的是，在如此火烧眉毛的危急时刻，三年前那些高呼“修水利”的官僚竟又厚着脸皮抱团反对江淮治水：修水利，不如就此放弃治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无耻的奇景？一百多年后明朝某水利科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庸臣慢吏推委之词也！”为了保住自家官位，他们宁可闭上眼睛冒充专家，无非是给自己的懒政怠政找块遮羞布而已。

 好在这一次，明孝宗清醒了过来，没有再被这奇葩的遮羞布蒙蔽。哪怕当时国库十分紧张，他还是毅然节衣缩食，投入了十多万民夫强力整治河道。

 右副都御史火线受命前往，带人兢兢业业地大干特干，吃住全在河道前线，先是艰难地恢复了京杭大运河的通航，然后历经三年的全线整治，终于重新开挖了黄河入海的水道，幸运地平息了灾难。虽说这场大水本来就是人祸招来的，但明朝果断亡羊补牢，总算治出了江淮大地此后半个世纪的太平。

接下来，朝廷是不是该吸取教训了？可惜没有。就在这场江淮大水渐渐平息的弘治八年，苏松（今上海、苏州一带）地区遭遇了空前的水灾，大片农田被淹，苏州、常州等富庶城市几乎被泡在了水里。

 物产富庶、闹灾频率相对较低的江南为什么偏偏在明孝宗时闹了灾？症结在同一句谬论：修水利！

 自从明朝建立后，承担着高赋税的江南地区也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期，因为从明太祖年间起，明朝就多次不惜血本地在江南修建了一整套水利系统，改变了宋元时期江南在雨季多灾的惨景。到了多灾多难的15世纪下半叶，全国各地时常闹灾，由于有这些水利系统发挥作用，江南也还算风调雨顺。然而另一件事愈演愈烈：占河道建田。

 这简直就是在作死。自明初起，历代苦心修建的水利系统、包括沿河的堤坝水闸都需要每年认真地清淤维护。可从15世纪中期起，维护工程就越发难办了：江南当地的官宦家族林立，各个有权有势，为了多捞点儿收成，他们竟然家家出动，开始在堤坝河道上占地造田，整个排水系统因此全被堵死。

这件事的隐患之处也不是没人发现。从明英宗二次当政后开始，历任江南的地方官都有人大声疾呼，要求兴修水利。可是要办这事自然要动当地官宦名门的利益，于是每次只要有动议，朝中立刻反对声爆表。这些官宦家族在朝廷的关系盘根错节，得力的打手更多，经常有言官们巧舌如簧，把“修水利”搬出来镇场，冠冕堂皇地不知骂走了多少实干为民的官员。

 就这样，“修水利”的大招牌在江南年年扛着，各路大户占地造田的热情则一年比一年高涨，终于在弘治年间招来了惨重后果：从弘治四年起，江南就年年暴雨，到了弘治八年更是迎来了空前的暴雨，由于昔日四通八达的水网被这群大户们扛着“招牌”堵成一团，结果富庶的苏松地区几乎都被灌了进去。

 面对如此惨状，是不是各位当事人该幡然醒悟了？没有，人家正占地占得欢呢。闹水灾又如何？百姓流离失所与我何干？反正自家田高宅子高，淹也淹不着。如此没心没肺，让后人愤怒地抨击道：“引天灾以逃责，岂为父母（官）之道？”

 在严酷的现实下，明孝宗再度清醒了，特意给江南大地派来了一位砸牌子的铁腕能臣。这位能臣昔日在辽东带了多年的兵，是出名的眼里不揉沙子的铁汉。来到苏州后，。

 管你家是什么位高权重的名门，只要你堵了河道占了田，一律拆毁！于是，在苏松各路名门的鬼哭狼嚎声里，肆虐多年的江南大水奇迹般地退掉了。之后，这位能臣以其高超的治水手腕重新规划了江南的水利河道，从此物产丰富的江南才真正成为不惧天灾的鱼米之乡。

 经过这两次亡羊补牢的整治后，励精图治的明孝宗也终于带着大明朝熬过了这段苦难的自然灾害年代，开始了著名的“弘治中兴”。不过，个中的教训在五百多年后依然值得深思：一句漏洞百出的谬论植根于利益的驱动，竟然变成了冠冕堂皇的说辞，差点儿把明朝带进沟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道理永远值得人们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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