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敏 | 从刘醒龙的三部长篇看其创作的得与失

刘醒龙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中有其鲜明的个性与追求，他在题材上对乡土社会的关注，创作理念上对“高贵”与“大善”的追求，以及在创作方法上对现实主义的坚守等都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然而，偏执地陷入乡村伦理的陷阱而对都市片面的否定，固执地追求文学的“高贵”而回避现实社会的苦难与沉重，以及虽向往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之道却缺少坚实的批判力量等问题又构成刘醒龙创作中的软肋，考察并指出这一点对于刘醒龙和整个当代文学都有启示意义。

刘醒龙，1956年1月10日生于湖北黄州，著名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痛失》《弥天》《圣天门口》《天行者》，以及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出版有多卷本小说集《刘醒龙文集》等。2011年8月，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乡村”之外、“大善”之后及“启蒙”之道

——从刘醒龙的三部长篇看其创作的得与失

张慧敏

在中国当代文坛之上，刘醒龙无疑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位。从上世纪90年代的《分享艰难》、《村支书》、《凤凰琴》等被誉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到近年来宏伟的史诗性小说《圣天门口》，及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天行者》，刘醒龙始终清醒又坚定地遵循着自己不媚俗、不迎合的创作理念，保持着自己对复杂的现实与历史世界的深度关注。一般认为，刘醒龙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几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创作题材上对乡村社会现实的持续关注；第二，创作理念上对“高贵”与“大善”的追求；第三，创作方法上对启蒙与现实主义的坚持。这几点早已为评论界之共识，然而，若从中国当下的文化现实及当代文学整体状况来看，在刘醒龙创作中的“乡村”、“大善”与“启蒙”的背后是否缺失了一些东西？本文拟以施战军先生所谓的“刘醒龙三部长篇创作的高峰”《燕子红》、《圣天门口》和《天行者》为主要案例，尝试在“乡村与都市”、“善与恶”及“启蒙与批判”三组二元对立中探讨刘醒龙小说创作的成就与缺失。

一  乡村之“圣”与都市之“罪”

“乡土叙事”是刘醒龙小说最醒目的一个标签，当然也是他自觉的一种选择。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乡土生活对于他的创作的重要意义，“我的全部情感来自乡村。……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提到乡土，我就有一种欲哭无泪和这辈子无以为报的悲观念头。一个人，一个只能写作的人，能还给乡土什么呢？就算把自己撕碎撒入乡土，对乡土又有什么用处呢？……我能做的，就是用文学所特有的博大胸怀，来表现乡村在当代社会中的真实情形。”无论是早期的《分享艰难》、《村支书》、《凤凰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还是晚近的《天行者》无不对当下中国乡土社会现实作逼真的描绘，甚至在其史诗性的历史小说《圣天门口》中也将种种惊心动魄的历史斗争聚焦在天门口这样一个小镇上。可以说，刘醒龙在他的大部分的创作中集中心力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乡村叙事体系，而且毋庸置疑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刘川鄂在评价刘醒龙时谈到：“以陈应松、刘醒龙为代表的湖北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富于理性反思和批判精神的农村题材写作，是对鲁迅开创的农民苦难书写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对20世纪众多满怀责任心的农村题材作家优良传统的坚守，我们应当对他们充满敬意。”确然，这样的敬意给予再多也不为过。

众所周知的事实，乡土叙事或曰乡土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极其庞大的传统。自20世纪30年代鲁迅界定了“乡土文学”之后，这一传统就开始绵延不绝地在中国文学演变的进程中铺展开来，一波胜似一波，要在如此庞大的传统中立足并保持自己鲜明的特色实属不易。然而，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历程中，与乡土小说或乡村经验的极大丰富比较起来，城市小说或城市经验却显得相对单薄了许多，并往往被一厢情愿地贴上腐化堕落的标签，这一传统可谓与乡土小说传统相伴相生。

早在“五四”城市化刚刚起步的阶段，就呼吁青年：“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什么不赶紧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的呼吁并没有能够阻止青年甚至革命家、作家们涌向城市的步伐，恰如鲁迅所言，“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也就是说，乡土文学的作家大多是居住于城市的，但城市却始终无法在乡土作家的笔下获得一个正面的形象。

城市是现代性生活世界典型的空间场所，西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所概括的“神经刺激的强化”、“变幻意象的迅捷堆积”、“接踵而至的印象的不可预期性”以及感官和心理上的“新”的震惊，或许是现代城市对人们生活造成的冲击力的最好的描述。然而，城市绝不止是“病态之源”，它也是“乐土之源”。上世纪30年代茅盾在《子夜》的开篇中对摩登上海作了精致的图绘，小说中那个第三人称的叙述者仿佛置身于上海外滩，观察着都市上海万花筒般的景观，感受着所谓东方巴黎的神奇脉动；与此同时，新感觉派的作家们游荡在上海街头，忽而掠扫摩天大楼，忽而凝视商店橱窗和熙攘的人群，忽而沉醉在都市夜总会之中，如刘呐鸥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所形容的，在他的眼中，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成了一处令人沉醉期间的“风景”。无独有偶，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在叙述其城市经验时也谈到：“人类文明所造就的巨大建筑、会堂、图书馆和剧院、高塔及其圆顶；经常比这些更感动人的是那些房屋、街道以及熙熙攘攘、心态各异而又兴奋的人群。我曾站在许多城市感受这种种冲动……。这是一种可以辨认而且动容的品质：处于中心、充满动感、灯火辉煌。”威廉斯出生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阶级家庭，长期任教于剑桥大学，他的这一感受相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独特或新奇，面对城市，我们并不缺乏这种经验，然而，茅盾和新感觉派作家们都市经验几乎要成为三四十年代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城市文学的绝响。

电影《背靠背 脸对脸》，根据刘醒龙小说《秋风醉了》改编。

同众多的现代作家一样，刘醒龙也生活在大都市，孜孜不倦地书写着他的大别山乡村。当然，并非居住在城市就不能书写乡村或一定要书写城市，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书写乡村时却总是将它与城市对立起来。显然，刘醒龙也隐隐地属于的那一传统。虽然他本人曾说，“我对城市从来不反感，城市给了我很多新鲜的生活和体验，甚至给了我安身立命的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反感城市，那是反常的。”然而在其创作自述《大路朝天》中却又谈到：“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城市，这么肮脏，这么喧嚣，漫天的尘土和漫天的秽语，像鞭子一样整天整夜地抽打着我，以至抽搐的灵魂和颤抖的心，几乎是哀求地问我，你为什么来这儿了，怎么不似那黑鸦鸦灰蒙蒙匆匆归去的蚁阵般的人呢？”在《燕子红》中，作者借主人公陈东风的内心独白再一次批判城市文明的罪恶与残忍：“城市太大、太残忍，一个人在他的面前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每天都有人被它放在汽车道上轧死，每天都有人被它抛入江水中淹死，每天都有人被它从大厦的窗户扔下去摔死，每天都有新娘或新郎被金钱与地位抢去，每天都有勤劳与善良被写成耻辱与卑贱。城市在做着这些可恶的事情时，开始不声张后来也不声张，白天板着灰蒙蒙的正经面孔，晚上让霓虹放出千种风骚，就像女人藏在化妆盒中的浪笑……”这语气与的呼吁简直惟妙惟肖了。在小说结尾，作者毫不犹豫地让他心爱的主人公陈东风离开了已经有所作为的城市而回到了乡村。年轻一代如此，年长的一代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陈东风的父亲陈老小对城市文明的憎恶更具体为对所有城里人的的偏见。在和陈万勤讨论“为什么乡下人畜排出的脏物可以做为肥料，而城里人排出的脏物不但不肥反而有毒”时毫不含糊地说，“这是因为城里人的意识不好，，还有贪污受贿投机倒把造假药假化肥假农药假种子写黄色书拍黄色电视等等许多的人，他们的一滴唾沫星就能毒化一段河。”而生活在城市的陈万勤告诫陈东风不要贪城里女孩的便宜，因为城里女孩都是妖精，专吃乡下男人的精血，待吸光了就将他一脚踢开，不踢开的就让他当长工当奴隶。在单纯善良的乡村女孩翠的眼里，城里女人没有羞耻之心，她们傍大款、吸毒、两尺布可以做一身衣服。总之，城市是罪恶的渊薮，不仅城里人品行不好，而且淳朴单纯的乡村人一旦进入城市，也极容易沾染上城里人矫揉造作、取巧行诈、迎合世俗的恶习，而丧失本真天性，小说中的陈西风就是这样的例子。

在《天行者》中亦复如是。虽然在小说开头等待分配的张英才认为：“当初班主任用来激励他们的口头禅：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确实很精辟。”但他最终还是没能克服界岭的“毒”而回到界岭。就连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夏雪和骆雨也在反证着城市的堕落和罪恶，夏雪在离开界岭小学时对李子说：“你一定要记住，不要急着去城里。如果心里还没有爱的人，更不要不顾一切地往城跑。晚点去城里，身心会更坚强一些。”这是发自内心的告诫，作者通过夏雪的遭遇所欲表达的其实正是乡村文明的伟大和救赎力量。夏雪和骆雨在界岭小学短短几个月的教学生涯，几乎就是经历了一场精神的洗礼。

实际上，长期以来在乡土叙事的传统中所制造的“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立不过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实际上，恰如王德威所言：“没有城市，何来乡土？乡土意象的浮现离不开都会的对应存在。……但历来文学史的研究对城市空间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与城市文学的研究，显然不够积极。乡土文学固然是新文学的大宗，但是创作及消费文学者多半是城市居民。……而大陆文学批评传统中，‘城市——小资产——资本主义——颓废——堕落’的奇怪逻辑，也影响到我们对早年都市文学资料的搜集及分析。”一方面，城市是乡村的映像，乡村是城市的本源，它们之间并不必然是对立的关系，如果说城市里的景象令人反感的话，那不过是因为城市使人们真正靠之生活的那些决定性关系比乡村更明显罢了，而补救的方法与其去为乡村的纯真唱赞歌，不如努力改变社会关系和核心价值观念，而这才是难题所在；另一方面，从现实语境来看，与乡村的日渐萧索与城市的日益扩大形成鲜明对照的恰恰是乡村经验的繁荣与城市经验的片面或失衡。这或许是中国当代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

二  大善之“虚”与苦难之“实”

刘醒龙的写作属于一种理想写作，这在新时期以来偏向日常写作的当代文学中，实属难得。他有自己的文学追求和文学理想，拒绝日常生活的平庸和无聊，而推崇一种高贵、优雅、宽厚与慈爱的文学。在《小说是什么》中，他认为，“在技术时代小说是一种奇迹，标准对于小说如果不是意味着死亡，起码也会将其拖入无聊与平庸的酱缸。……长篇小说神韵必须是优雅的，长篇小说风骨必须是高贵的。优雅是一种神圣，高贵是一种神圣，尊严也是一种神圣。”这种“高贵”、“优雅”的文学信念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善”的表现，“我要再次强调，我的小说是为大爱大善而写。”“人与人之间不要成为对头，这是我在写作时最原生的心态。相信善能包容恶，并改造恶，这才是终极的大善境界。”这一文学理想可上溯至他上个世纪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中，知识分子赵老师散尽千金来到西河镇执教，想以启迪民智的方式实现“报恩”的梦想，结果却反成为当地蒙昧野蛮者肆意侮辱的对象。然而，面对这一切，赵老师却说，“面对别人的侮辱与伤害，不管有多深多重，只要自己能坦然以对，那么它们不但达不到本身想达到的目的，相反地能使自身得到深刻的解悟与锻炼。”也就是说，西河镇真正威风凛凛的人是赵老师，他的威风不是来自蛮横粗野，而是来自灵魂的不可征服与精神理想的高蹈，他怀着这种“高贵”的“梦想”，拥有超拔的品格与智慧，忍辱负重地承受苦难，坚持对周围人的改造。

从某种程度上说，赵老师可以被视作《圣天门口》中雪家女人与《天行者》中三位民办教师的“雏形”。在《天行者》中，作家设置了一群出自人性的“善”，在现实利益与道德操守之间选择了后者，并默默承受由此带来的苦难的乡村民办教师，获得了极其动人的艺术效果。而最能够代表刘醒龙“高贵”文学理想的当属《圣天门口》，这也是作者所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在《我们如何面对高贵》这篇创作谈中，刘醒龙说，“这部小说是要表现——人伦的高贵，才是潜藏在历史最深处的中华文化神奇而伟大的动因。现当代中国文学一直在片面地强化文化传统中的种种灾祸。近代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成了一部苦难史。提及苦难时，人人都是如此理直气壮。导致少有人去想，能够走出苦难，使之生生不息的正是被苦难当成天敌的人伦的高贵……过去一百年，文学承袭了太多《水浒》习气……社会这条大船要前进和不被沉没，核心还是因为我们的理想是要追求理想的人性。”这部宏伟的史诗性小说的主旨可以说就是用宽恕和仁爱来消除暴力和仇恨、塑造理想人格，而这一理想人格的寄托者便是雪家女人。如果说奉行以牙还牙的草莽之家杭家是暴力和杀戮的象征，那么坚守宽恕仁爱的书香门第的雪家则是坚韧仁爱的美好人性的象征。无论对于刘醒龙还是对于整个文学来说，这当然是美好的理想与追求。

电影《凤凰琴》剧照，根据刘醒龙的同名小说改编。

然而，问题在于，宽恕与仁爱真的能消除暴力与仇恨么？“我武断地认为，宽厚与慈受对当前的文学尤为重要。周介人先生曾就《分享艰难》提出一个关于‘大善’的观点，他认为大善能包容恶改造恶。果真这样，无疑那是社会最佳进步方式。”这里的“武断”，与其说是作家的一种谦虚，毋宁说带着一种成竹在胸的自信。我相信刘醒龙不会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暴力和仇恨视而不见，恰恰相反，他的很多小说，《分享艰难》、《天行者》及《圣天门口》写了很多现实的艰难与历史的暴力。然而，当作家提出用大爱大善去化解这苦难与暴力的时候，是否想到，谁是大爱大善的主体呢？是施暴的强者还是受难的弱者？如此沉重复杂的现实问题往往就此被轻轻的掩饰过去了，而苦难与暴力则依旧肆虐。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描述苦难的文学，而对苦难之背后的追寻则乏善可陈。例如余华的《活着》，福贵可谓是一个苦难最典型的代理人，作为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不幸的农民形象，他的一生被历史这只“怪兽”暴力地百般蹂躏，失去了所有的亲人。然而，当读者读到福贵悲苦的命运而扼腕叹息或热泪盈眶的时候，是否会注意到是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讲述这个故事。仔细一看，福贵故事的讲述者“我”——一个官僚阶级的采风者或曰“知识分子”，却抱着一种默默欣赏的态度。如果说福贵作为一个农民对自己悲苦命运的动因是不觉悟的，而这个讲故事的“我”对福贵的逆来顺受或“忍”的哲学的欣赏就非常可疑了。“苦难主题（以及道德批判）作为动机，并没有贯彻到底而成为目标，它转化为艺术表现的基础，依赖这样的基础，艺术表现可以找到尖锐犀利的感觉。而艺术表现力的推进，反过来使这些苦难情境得以强化，但艺术效果越是强烈，苦难的本质则越是虚空。”苦难与艺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在此已难区分。弱势群体的辛酸故事总会让人唏嘘不已，如果还是“伟大的”，他们的故事就会越发地让人动容，歌颂这样的一个群体，当然具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艺术效果也会非常强烈。但问题是这种苦难叙述或艺术效果者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遮蔽？读者会不会是那些祥林嫂故事的听众？

对小说《天行者》的评价，与轮番赞扬的喝彩声形成鲜明的比照，翟业军则在文章中指出：“刘醒龙高扬一种穷且愈坚、安贫乐道的个人操守，一种不掺杂丝毫物质因素甚至是反物质，因为物质的极度匮乏而空前高涨的献身精神。向上流社会宣扬这样的精神无异于与虎谋皮，刘醒龙很知趣，不会做无用功，向弱势群体贩卖，倒是雪中送炭般满足了他们对于尊严的饥渴，却一劳永逸地给他们去了势——你们就一旁高贵去吧，远离这个丰赡却邪恶的世界。就这样，弱势群体被刘醒龙戴上了高帽子，又被踹上一脚，光荣得永世不必超生了。”这样的评价听起来有些尖刻，但仔细一想又不失理路。反观现实，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们究竟应该给底层的弱势群体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在《圣天门口》里，刘醒龙提出了“反暴力”的思想，“《圣天门口》正是对这类有着暴力传统写作的超越与反拨，而在文学上，契合了‘和谐’这一中华历史上伟大的精神再造。”他还反反复复提到创作时对“敌人”一词的回避。“比如就《圣天门口》来说，小说从头到尾写了那么多的斗争、争斗、，但我非常注意不让任何地方出现‘敌人’这种措辞。”“另外，小说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有待你去发现：在《圣天门口》中，我不再使用‘敌人’这一概念。……上个月，因为要出第二版了，我在修订时，发现书中竟然还残存有几个‘敌人’。”然而暴力问题绝不止这么简单，取消“敌人”一词也并不一定代表着善恶对立的消失。历史地来看，暴力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分。譬如说，在波斯湾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英雄，回到美国继续杀人时，、恐怖分子。是杀人不合法还是杀美国人不合法呢？暴力会因为掩盖而消失么？大抵是不太可能的。此处当然无意讨论暴力的本质问题，而是意在指出，暴力、苦难不会轻轻消失，高贵和大善也未必能够轻易地将其消除。对此，刘川鄂也指出，“《圣天门口》对暴力和‘恶’的极致书写固然痛快淋漓，却缺乏对中国文化中‘恶’的历史文化渊源的铺垫，梅外婆等的之‘善’，对于一个没有宗教感的民族，本是奢侈而脆弱的，书中是否有过于理想化的拔高？对于一部有着明显的史诗性追求的作品，这是令人遗憾的。”

对于历史的罪恶和暴力，作为鲜明的对照，也常被刘醒龙所提及的鲁迅先生却向来是主张“复仇”。早在1903年编译的小说《斯巴达之魂》中，鲁迅就高度赞扬了古代斯巴达人宁死不屈的彻底的复仇精神。在杂文中，他更是反复论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进行复仇的合理性，而对那种劝导人们放弃正义的复仇的言论，总是投以激烈的骂詈。“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直到临死，他还在写给亲属的遗嘱中告诫后人：“损了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并且公然宣称对于自己的怨敌“一个都不宽恕”。他非常欣赏明代王思任的一句话：“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还专门著文，无比神往地回忆幼时在绍兴乡间戏台上看到的“女吊”，说她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他的《铸剑》更是一篇表现“复仇”的经典小说。

刘醒龙将高贵、优雅、大善作为小说最重要的气质，并自信地说道“现在，有些小说可以红极一时，但很快就会被遗忘得干干净净。历史对小说的留存是有选择的，其关键，肯定不是当下某些作品中被渲染和夸张的粗鄙与暴力，而是可能会在庸俗市场上卖不出好价的优雅，以及不去名利场上左右逢源的高贵。”他试图用文学向世人证明，他有自己笃信的价值、执著的梦想，而支撑在它们背后的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便是在文学、在人性中具备永恒意义的悲悯、仁爱、善。文学表现真善美自然是毫无异议的，在价值破碎的时代，这样的追求更显得尤为可贵。“诚然，‘高贵’是中外经典文学的品格，‘高贵’指向永恒，但‘善’、‘仁爱’、‘优根性’等解说过于空泛乃至空洞。他某些作品中宣扬的植根传统价值土壤、带有沉重隐忍意味的‘善’，往往以违背个体意志、牺牲个体价值为代价来实现。用‘善’对一切消极价值进行‘和解’，这一类似‘道德自我完善’的‘和解’法固然是一种‘高贵’的方式，然而梦想的高蹈与现实的不堪之间总是令人遗憾地存在悖论，在真正面对黑暗时，它常常既缺乏揭出病苦的勇力，又缺乏疗救的可操作性。”换言之，这一终极理想实现起来恐怕还太过艰难，与轻飘飘地宣扬“高贵与大善”比起来，现实的苦难与丑恶可能更加实在，更加沉重。

三  启蒙之“重”与批判之“轻”

刘醒龙还是一个使命感非常强的作家，他是“入世”的，他的作品多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其中充满对现世生活、现实人性的关怀，他的选择乡土、高贵的文学理想都是明证。他曾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很少再有当年鲁迅那样为了救国救民而选择文学的机会了。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年纪里，作出这样的决定往往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或者是一己的情感。”在一场题为《启蒙是一辈子的事》的演讲中，刘醒龙谈到他对于“五四”启蒙传统的敬仰与追慕，“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和我们当下语文教育的启蒙是不冲突的。启蒙对于人来讲，是一辈子都需要的。启蒙的重要性，每时每刻都不要忘却。”如此表述都可显示出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这在当下的文化现实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品质。启蒙精神可以说是自“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造就的文化传统。鲁迅本人所抱定的“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已是众所周知，他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萨特在谈知识分子的时候强调的是“介入”的重要性，萨义德继承了萨特的主张，认为“知道如何善于运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科塞则把批判态度的培养、在旷野中传道、谴责权势看做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总之，知识分子就要具有怀疑精神、介入意识和批判意识，而追求正义、守护道义、批判社会和谴责权势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在21世纪精神不断矮化和犬儒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光环连同启蒙的呼声也越来越微弱下去，而启蒙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迫切、更复杂、更困难了，这就更需要知识分子勇敢地去作为、去担当。

带着这一视角再来看刘醒龙的作品，不免就会疑惑起来。在他的一部分作品中，确实如他所说坚持着启蒙的意识。如《威风凛凛》中的知识分子赵老师。《天行者》中的民办教师们某种意义上也承担着启蒙者的角色，他们既在知识层面进行启蒙，更在精神层面抚育学生如何做人；既对界岭小学的学生进行启蒙，更对从城市来界岭小学教书的年轻人进行启蒙。小说中将其形象地描述为“放毒”和“中毒”。所谓“毒”也就是是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身上的人格魅力所具有的“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力，而每一个来界岭小学的年轻人毫无例外地都多多少少中了“毒”，其中张英才是最为关键的人物，中的“毒”也最深。作者曾经指出：“《天行者》所描述的这些民办教师，之所以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命运，而且是因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风骨。《天行者》之所以能够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荣誉，应当是当代社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期许。”这里的“期许”应该就包括对“五四”以来启蒙精神的坚守。然而，赵老师毫无疑问是一个失败的启蒙者，而余校长们呢？虽然他们成功地使张英才“中毒”而返回界岭小学，但面对千难万难才等来的转正指标却要缴纳上万元的转正费时，他们将何去何从呢？我们不禁要考虑，不仅在作品中人物的启蒙精神，包括作家本人的启蒙意识，在对现实的尖锐的批判被代之以对苦难的温情脉脉的坚忍之后，作为知识分子来说是否又缺失了一些什么呢？

《燕子红》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它的前身是90年代末出版的《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其中虽然涉及企业改革或农村改革，但很明显它并不属于改革文学的范畴。如前所述，它表达的依然是一种对基本道德原则的关注。小说通过写农民进城，写企业里的农民工与正式工的心理、观念上的冲突，写农民自己办厂，实际揭示出的是我们这个正在向现代文明迈进的社会正在丧失某些基本的东西，也即小说题目中所谓的劳动和仁慈。有感于整个社会，无论其从事何职业和身处什么样的岗位，都呈现出对基本劳动的漠视和鄙视，这种劳动品质和精神的淡化、丧失已成为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症结根源，所以必须重塑基本劳动在社会和人们精神道德领域中的地位。“1+1等于几？这个问题，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许多基本的不可违背的东西，现在却有人怀疑。对于生命来说，劳动是物质的根本，仁慈是精神的根本，在此之上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却是对着普通劳动者，特别是所谓体力劳动者的极端无视。”因此，作者在小说中着力刻画了以陈东风及其父亲陈老小、陈万勤、高天白等一群热爱并忠诚于基本劳动的代表。陈老小是农业社会一面劳动的旗帜，而高天白则是工业社会的代表，小说不遗余力地写到他们对劳动的痴迷以及许多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例如在小说第三章《铁屑湛蓝》里，陈东风由铁屑溅落到地面的沙沙声联想到乡下养蚕的情景、由车刀联想到犁、把车床想像成一只只张挂彩色风帆的船、至于操纵车刀则有如甩响牛鞭的耕耘者。陈东风对车间劳动的痴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衷情”的程度。

电视剧《圣天门口》，张黎执导，改编自刘醒龙同名小说。

事实确乎如此。然而作者赞美的是劳动基本是田间劳动、车工、挑石头一类最本源意义上的体力劳动，在工业文明中，这种劳动也就是一线工人所从事的一线岗位的工作。与赞美这种基础体力劳动的同时，作者对知识者却抱了一种揶揄嘲讽的态度，脑力劳动和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备受责难。小说中的退休大学教授隐居乡里却谦逊地拜农民陈老小为师；县阀门厂总工程师肖爱桥最初表现出知识分子不合时宜的清高，他试图以开发民智的方式对工人（陈东风与黄毛）进行科学启蒙，却遭到了被启蒙者的拒绝，而他与陈东风的关系最后竟发生了逆转，他折服于陈东风的人格，反成了陈东风的学生。陈东风虽然十分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却不愿阅读专业书籍，他宁可做一线生产工人而不愿做一个勤于用脑而拙于动手的技术人员。这种对知识与知识者的贬低就与作者的启蒙立场相悖而走向了反启蒙。

该小说发表以后作者与丁帆有过一次通信探讨，丁帆在信中指出，“我以为，这个时代的垢病并不能用劳动作为灵魂的洗涤剂而洗刷干净。你的这种矛盾的和解法，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整部作品对于这一时代的力度。……你把这本属于一个个‘悲惨世界’悲惨结局的故事，轻轻用‘劳动与仁慈’五个字给化解了，岂不是有点找错药方的感觉。……作为一种民间立场，你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完全摆脱了主流话语的侵入。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作家，完全沉入民间，而没有一个经过洗礼的知识分子启蒙视域的观照，恐怕很难使作品达到一个更加臻于完美的境地。”而在对丁帆的回复中，刘醒龙直截了当地说：“无论是面对历史、面对时代、面对未来，他们都是最负责任的承担者。面对这样辛劳的人，这样诚实的人，我无法举起批判的利器。这样说并不意味自己已放弃了批判的立场，而是恰恰相反，只是我的锋芒不能对着这些在历史的海平线下苦苦潜行的大众。我是有些放弃所谓知识分子的立场，而站在普通人甚至农民本位的立场发出一种让人刺耳的声音”，如果说这样的话语发表于十几年前，那么在今天，“放弃所谓知识分子的立场”又如何去坚持“一辈子的启蒙”呢？批判离开了“历史的海平线下苦苦潜行的大众”之后难道就别无所求了吗？《天行者》中的那些以民办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实际是极其弱势的群体，而作者在将“天行者”这样一个神圣的称号赋予他们的同时，是否也将对社会批判的责任轻轻卸掉了呢？让他们无以怨恨，困难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时候则用道德理想将其神话，如此一来，上层阶级也就无所亏欠，这难道就是“天行者”的真正意义吗？

启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针对现时代的启蒙目标，刘再复曾经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需要知识分子去对农民进行现代意识的思想启蒙和现代知识的普及。离开这种启蒙和普及，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离开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启蒙与普及的积极性，现代化将是一种乌托邦。而知识分子也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现代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普及现代知识和启蒙现代意识的事业中，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才能肯定自我的价值和证明现代文化的价值。”然而，现代社会却表现出一种越来越对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进行贬抑的倾向，这其中除了现实的原因之外，也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反智主义深刻相关，知识、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的价值原则，他们关于艺术、社会进步的乌托邦情怀往往成为农民或整个社会蔑视、嘲讽以致拒绝的对象。启蒙在今天的失败有其历史缘由，但是这不能成为知识分子自弃乃至自我堕落的合法性依据，在面对启蒙这样一个重负之时，轻轻地卸掉它投入大众传媒的怀抱是很容易的，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意识自觉地承担起批判的使命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刘醒龙的创作可以被视为当代文学的一个典型案例，其鲜明的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在当代文学中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在“乡土文学”这一强大传统之“影响的焦虑”下，以及在20世纪以来现代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复杂背景中，本应受到重视或青睐的都市叙事却一再被压抑；文学追求、表达真善美无可厚非也理所当然，而这却不能成为回避现实社会苦难与暴力的理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传承20世纪以来的启蒙之道依然任重而道远，更重要的是，启蒙的主体和客体分别是谁？以及如何达成启蒙？我想，这应该是当代文学、当代作家及一切知识分子都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张慧敏，山西晋城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