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界最有文化的叛逆组织——达达精神

比如反美学的，不合逻辑的，自相矛盾的艺术实验体，但这并不代表它看似混乱，没有艺术修养。其实，达达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结合的产物。

穿着“爆款”流行元素服装的达人已经不再是时尚界的宠儿，能穿出“时装文化感”的Icon，才是最强的时尚赢家。

其实，时尚和艺术就是一对双胞胎。时尚界的许多设计师，都热衷用达达主义作为灵感来源。著名的艺术家皮埃尔·贝尔与设计师伊夫·圣罗兰合作的“蒙德里安色块裙”；迪奥（Dior）在2013年以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为灵感设计了晚礼服系列；著名设计师Marc Jacobs喜爱与一切后现代艺术家合作，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为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与村上隆和草间弥生合作的系列。在2014年的Carven秋冬系列广告中，创意总监Guillaume Henry第一次将复古的黑白影像融入其中，黑白画面中只有部分单品或印花保留了彩色——拼贴影像以及涂鸦式的图像，向四十年代颠覆严肃艺术的Dadaism（达达主义）艺术作品致敬。 

能够欣赏达达艺术的人，一定有着最鲜明的个性，最独到的审美以及最不羁的灵魂。热爱达达主义的人，一定有着不同层次的精神世界以及丰富的生活。达达主义风格，就是智慧与艺术并重的时尚之路。

特里斯唐·查拉(Tristan Tzara)在草拟的《宣言》中，曾为“达达”下了这样的定义：“自由，达达，达达，达达，这是忍耐不住的痛苦的嗥叫，这是各种束缚、矛盾、荒诞东西和不合逻辑事物的交织，这就是生活。”

早在二十世纪初，许多艺术家都在探索服装的激发性本质。风格派运动的领袖特奥·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曾穿着一套黑色西服，搭配白色领带和袜子，以表示对正常着装的负面效果。像珍·阿尔普（Jean Arp）的作品一样，达达主义者设计出极度奢华的服装来彰显拒绝墨守成规，而这种风格被称作未来主义或超现实主义。

而行为艺术的宗旨则是改变世界，改变人类。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奈缔（Filippo Tomasso Marinetti)抵制对永恒的美的狂热迷恋，他强烈倡导世事无常转瞬即逝的审美观点。贾科莫·巴拉（Giacomo Balla）从绘画当中提炼出了例如线速、形态合理、色彩韵律等纤维合成元素。为凸显他的理念，他特意穿着一身小方格绒套装，搭配塑料、硬纸板或木质的领带，领带上还配有灯泡；在与人交谈中，如果谈话达到令人激动不已的程度时，领带上的灯泡就会亮起。通过鼓励城市居住者之间的交流，服装将重新定义个人在都市背景下所处的地位。这种成群地穿着五颜六色服饰的都市人呈现出的和谐视觉效果，让未来派服饰风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未来派反对人造的传统服饰，而更倾向于有趣的着装。他们通过使用亮色，非对称剪裁和装饰物来达到动态效果的目的，同时，对服装意识形态方面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们也极为注重服装的功能性。1919年，Thayaht首创设计出了以“减少虚饰细节及面料铺张”理念创作的TUTA。在当时，这种类似于美式工装裤的连体服装款式，被看作既优雅又实惠的代表，适合任何场合穿着，制作简单，且价格合理。在与巴黎的时尚圈接触之后，这位艺术家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创作。他对服装的卫生与清洁方面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同时还关注了服装的剪裁，如何调整服装去适合穿衣者的身材。

这种乌托邦式的设计渴望就是推出一款通用服装，并且得到了许多艺术家的共鸣。匈牙利构成主义艺术家László Moholy-Nagy开办了包豪斯编织工厂，从1923年起他就开始穿着一款工装裤。在他的领导下，工厂也开始向标准化迈进，在他的诸多商业中就包括来自设计师让·巴杜（Jean Patou）的订单。俄国艺术家亚历山大·罗德钦科（Alexander Rodchenko）也曾穿过一款“生产主义”工装裤。

1905年以前，索尼亚·德劳内（Sonia Delaunay）就已经在巴黎定居，并时常举行俄国前卫派的社交聚会。1911年，推出了她第一个“同步”纺织品作品，带有几何图形的被套。1913年，她身穿一件“同步”长裙参加了布里埃尔舞厅的舞会。通过纺织品来呈现“同步对比”的做法产生了类似宇宙韵律的动感视觉效果。1918年，索尼亚在马德里开办了属于她的第一家服装设计工作室，她的目标之一就是使服装上的图形适合于剪裁，这一原则，也正是她与红坊服装设计工作室合作过程中努力付诸于实践的。她与特里斯唐·查拉 （Tristan Tzara）合作创造了裙装诗歌，与字母派的创始人伊里亚·兹达涅维奇（Ilya Zdanevich）合作制作了纺织面料。1928年到1933年间，伊里亚是香奈儿面料工厂的生产负责人，尤其负责针织面料的设计，这些面料都是著名服装设计师香奈儿在其设计中使用的。

艾尔萨·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在朋友特里斯唐·查拉和弗朗西斯·毕卡比亚 （Francis Picabia） 的影响下，于1927年推出了她的时装处女作 “视错觉图案毛衣”，其中包含了水手纹身图案和骷髅造型图案的针织衫，女性穿着这样的服装就像呈现在X光片中一样，这种服装反映了超现实主义令资产阶级大跌眼镜的姿态。路易·阿拉贡 （Louis Aragon）为夏帕瑞丽设计了用阿司匹林制作的项链；让·科克托（Jean Cocteau）为晚礼服套装设计了绣花图案；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则为其设计了裙装和配饰。1928年的电影 《安达卢西亚的狗》上映之后，达利为超现实主义者所认可。接下来他所有的活动都运用了“极近偏执狂”的手法，还遭致了媒体丑闻。1936年，他开始推出一系列设计，巨大龙虾造型的裙子、电话造型的手提包、鞋子和羊排造型的帽子。他对着装艺术的贡献并未就此止步，继续设计了泪滴造型的胸针、电视机造型的手链和基于他绘画作品的珠宝——《返祖之伤》胸针和《基督之光》十字架。1965年，他还推出了一系列前后反穿的泳衣等等。当然，不要忘记在1939年他为纽约百货商店设计的以那喀索斯 （希腊神话人物）为主题的橱窗展示，引起了轩然大波。

卢齐欧·封塔纳（lucio Fontana）宣称艺术只有通过塑料或光这样的新媒介才能发展。采用断裂露洞帆布使他无论从象征意义上，还是从面料方面，都摆脱了平面的束缚。欧普艺术家和动态艺术家们主张服装随身体而动，所以视觉效果得到了加强。正是这种与肌肤之间的直接联系，令女装设计师们为之着迷。1966年，帕科·拉巴纳 (Paco Rabanne) 在他的第一场时装秀上使用了黑人模特。这些模特随着《没有主人的琴锤》的乐曲赤足起舞，她们展示的是十二件“由当代材料制作的无法穿着的裙装”。1965年，欧普艺术和抽象艺术开始进军时尚界，融入到一股意义深远的潮流中。这股潮流包含了浓妆艳抹和维达·沙宣（Vidal Sassoon）的雕刻发式。这股潮流在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的蒙德里安风格裙装、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 的几何图形裙装、伊曼纽尔·温加罗 （Emanuel Ungaro）的高开叉裙装和路易·费罗（louis Féraud）的菱形图案裙装中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示。

  

在欧洲，许多服装设计师都开始对新材料产生了兴趣。安德烈·库雷热（Andre Courreges）在探索研究实质与形式如何完美结合的过程中，采用了塑料和仿皮革，并用电话线设计了晚礼服裙装。1968年，皮尔·卡丹推出了他自己的面料——Cardine。在当时的一则广告中，这种材料被形容成“三维定型布料”，防油污、可水洗、防火、防酸、防水、超轻。由于这种定型裙装制作成本低廉，因此使得一种简单易得的高级时装定制形式成为了现实。

夏帕瑞丽于30年代的超现实风格时装一直影响着时装界，启发了设计师和穿着者的思维。经历了40年代的战乱、50年代的恢复和60年代的动荡后，70年代的朋克在服装上也流露出超现实主义的痕迹。各类原本不相干的材质、物件和图像被用于服装和装饰，如安全针、骷髅头、狗项圈等，令人惊讶的同时不得不佩服朋克们的奇思妙想。到了80年代，超现实主义风格再度成为服装设计中的潮流，灵感取自传统和绘画，作品更多体现出夸张的造型。伊夫·圣·洛朗在礼服设计中的灵感来自毕加索的画作，将两只和平鸽以立体的方式装饰在领部和腰部，风格独特。日本设计师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则娴熟地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于1982年发布了一套“先锋派”作品，整体都用了密密细裥的黑漆布做成，护胸甲则以细竹编成，涂以黑漆，夸张的大斗笠帽和折扇，均完美地展现了日本新女性形象，将日本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精神融于一体。    

到了90年代,超现实主义构思方法多样化，运用趋于广泛。充满想象力的意大利设计师弗兰科·莫斯基诺（Franco Moschino）作品颇具代表性，如树熊玩偶帽子、垃圾袋制成的晚装、用领带缝制的迷你裙、充斥着各类令人震惊的语句或图案的服装等。1999年，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在迪奥春夏高级女装发布会上，重新回顾、演绎了一系列的超现实主义设计，包括正反面颠倒的外套，“泪滴”形的腰带装饰、故意混淆于服装上的手形图案，奇思妙想令人叫绝。直到新世纪开始，超现实主义风格依然继续受宠。    

  

超现实主义的设计师趋向于幻想主义，试图通过对眼睛的巧妙蒙骗寻求奇迹和梦境，将体现视幻技巧并且带有喻示性和幻觉色彩的图案贯穿到设计中。图案运用是超现实主义风格时装特色之一，其运用体现出设计师的思想，服装不仅仅是一个穿着物，更成为设计师心境的载体。图案取材彻底抛弃常规的传统花卉，代之以与服装不相干的元素，如艺术画作、诗歌、昆虫，甚至报纸，以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

策划/刘岩 编辑/李佳宁 文/崔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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