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被引学者榜”引争议，高被引≠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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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是否意味着“高水平”？

从“高被引学者”（Highly-cited Researcher）的字面含义来说，是指入选者的科研成果在被学术界引用方面表现出类拔萃，达到了比较高的数值。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发布3年来，已经越来越成为识别、衡量一名科学家在其研究领域内是否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和拥有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标志。

具体而言，榜单制作者“首先排除了初步筛选出的学者中那些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的被引总次数在50次以下的学者”；第二，榜单制作者再进一步将高被引论文数为零，或者被引用次数和相同学科、相同年份、相同类型论文平均被引次数的比值小于1的学者剔除出去。

因此，高被引学者实际上必须至少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学术作品的总被引次数高；

二是至少有一篇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属于引用次数居于前1%的高被引论文；

三是作者主要作品的平均被引在同一时间期限内要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可以说，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对科研人员成果的要求就变得非常高。正如一些学术同行所指出的，“需要特别注意，高被引最为核心的本质是为检索和分析研究热点提供方向性指标。一篇高被引论文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并不必然成为高质量或高水平的成果。”

高被引学者的本质

眼下，很多同行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高被引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中国高被引学者”引用数的计量是以 Scopus 数据库为基础的。Scopus 作为全球最大的文献摘要与引用数据库，收录了2万多种同行评议期刊，虽然也包含了500余种中文期刊，毕竟主要还是属于英文学术期刊世界。在英语学术作品为主的数据库当中，要想产生高被引论文挑战性很高。须知，即便是因为一篇论文被批评而产生引用，这一点也是颇具难度的。

也就是说，三个条件的约束是互相支撑的——

只有一名学者在以英语为主的学术世界中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作品，

整体影响力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并且至少有一篇引起了学术界的集中关注，才有可能成为“中国高被引”学者。

记得此次的榜单发布后之所以引起一些争议，是因为有的学者认为，自己作品的总被引次数很高却未能上榜，从而对榜单产生质疑。但数据不会撒谎，我们会发现，这一部分学者无法入选，都是有特定原因的。

在笔者所熟悉的学者当中，好几位确实在象征着整体影响力的“总被引数”和象征着引领研究主题能力的“单篇高被引”指标上都达到了要求，但是由于他们也有大量学术产出“无人问津”，属于“零被引”文章，最终导致作品的平均影响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所以，仔细对照上述三个条件，“中国高被引学者”的本质实际上主要体现的是学者在英文学术世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作者的文章通过严格的同行评议能够被主流的学术期刊所接受，作者在一个或几个研究点上的贡献能够引发学术同行参与讨论或批评。

理工与人文领域各执一词

笔者从1776名“中国高被引学者”中随机抽样检索了100多位高被引学者，试图从中发现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总体而言，相当一部分高被引学者既代表了本领域学者的最高影响力，也代表了本领域学者的最高水平。高被引、高影响和高水平之间呈现出了较高一致性的特点。

进一步对比可以发现：

在自然科学领域、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和若干跟自然科学关系密切的工程领域，这三者之间的一致性要更高，

在数学和工程领域这种一致性就要大打折扣，

而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这种一致性就显得非常低了。

入榜人数排名前10的学科

谈及这份榜单，一位神经科学领域的学者表示，“榜单很准确，几乎将神经医学领域的学者一网打尽。”

而一位任教于某高校数学系的教授则表示，数学学科上榜的学者有几位是很顶尖的，但是最有成就的学者大部分都未能进入榜单。

另外，有好几位数学领域的学者被排进了工程领域，估计是因为应用数学研究领域的关系。由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能会在工程类期刊上发表，但理当在最后确定学科归类的时候把他们调整到数学学科。

另有一位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授注意到，“在环境一级学科下面，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领域的高被引学者相对覆盖较广，但是市政环境的很多优秀学者却很难脱颖而出。”

相比理工领域，人文学者们对榜单的评价就不太一样了。

一位高校中文系教授尖锐地指出：“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与中国语言文学似乎没有关系，我们最优秀的成果都发表在中文世界，如果要用这个‘高被引’的评价来衡量，中国语言文学可能会一无是处。”

还有一位教育学专业的学者说，教育学领域的高被引学者只有两位上榜，但是如果以同行评价为基础编制一个教育学一级学科最高成就学者榜单，这两位学者肯定排不进前100名。

一位法学教授则更加尖锐地指出：“对自然科学领域不甚了解，但是我可以肯定社会科学版块非常糟糕。”

综合这些评价，当笔者再将抽样出来的高被引学者的引文数据导出来进行分析对比后发现，高被引学者的一致性在于——

他们有一篇或若干篇高被引论文，支撑了总的被引次数，

而且每一位高被引学者所发表论文集合的篇均被引表现都比全球整个学科领域的情况要更好。

客观地说，这些高被引论文确实严格遵守了国际学术规范，抓住了当时的国际学术前沿和热点，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际合作产生的成果。这说明，主动参与国际合作科研，主动融入国际学术圈，对于提升个人和机构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

高被引学者会成为一顶“新帽子”吗？

很多院校管理者和学者高度重视“中国高被引学者”，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大学排名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已经连续发布了三年的“最好大学网”排名中，“ 各个学科被引用次数最高的中国学者数”、 “被引用次数位居各个学科世界前1%的论文数”、“学科标准化后的论文影响力”，这三大指标背后的主要贡献者本质上都是高被引学者。

所以，高被引学者实际上已经成为支撑大学排名向好的关键性指标。以苏州大学为例，一家独拥15名高被引学者，多是“十二五”期间引进的高端人才，对该校在国内外大学排名上的迅速串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入榜人数排名部分高校

由于高被引学者“可遇而不可求”，部分高校学科、科研管理部门已开始启动“高被引学者”培育计划。也因此，很多业内人士担忧，未来的人才竞争会不会从过去的“帽子”学者之争，演变为高被引学者之争；或者说，高被引学者会不会逐渐被赋予“帽子”的含义，成为“院士”、“长江”、“杰青”、“千人”之外的一顶新“帽子”。

在笔者看来，当一个新的评价工具出现时，应当保持足够的冷静和定力。“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背后，固然有一些专业性机构“背书”，但作为一名理性的学者，也不应该轻易用一句“不可信”评价了之。反过来，我们也需要深入思考这个工具或指标的本质和内涵，合理地使用相关指标。

如果要把“中国高被引学者”指标限定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使用范围，很多学者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征学者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学术话语权。中国的学者们可以获得的启示是，只要融入国际话语体系，参与国际学术网络，把握国际前沿热点，遵守国际学术规范，并且持续致力于在被国际学术索引库收录的期刊或国际会议发表作品，成为高被引学者就只是时间问题。

但很显然，中国的学术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进入“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的学者，属于率先进入国际学术网络的学者，应当率先承担起这个责任和使命。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中国期刊努力走向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心，中国自然会涌现出更大批的高被引学者。

一流大学必须是孕育大师的土壤，培养大师的摇篮，大师愿意终身在此奋斗的地方。大师里面会有高被引学者，高被引学者里面也会有大师；但大师不必然是高被引学者，高被引学者也不必然是大师。高被引学者数量是结果，而不是目标。我们在使用“中国高被引学者”指标时，切不能犯下本末倒置的错误。

学者声音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

“高被引学者’从一诞生就无法摆脱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羁绊。榜单的开发者主要是从排名数据采集的便利性和客观性角度寻找一个能替代实际情况的数据指标，这是商业排名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量。

实际上，各个学科被引用次数最高的中国学者数并不能完全表征“顶尖人才”， 被引用次数位居各个学科世界前1%的论文数也不能完全表征“顶尖成果”。例如，综述性的文章容易形成高被引，但这类文章本身创新性要素却很少。

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沈明：

过于在意这些指标的大学基本都不是一流大学。如果把排名或指标当成大学找差距、争上游、干实事、办特色、惠及学生教师和社会，那就是办学的智慧。

倘若追排名、搞面子、丢特色、盲目求全、恶性竞争，大学不仅永远成不了一流，反倒会在创一流长跑中节节败退，终究会成为不入流。

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研究员贺飞：

从统计学意义上说，高被引学者当中的杰出学者确实比普通作者中的更多。不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也是因为高达上千次的高被引一举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所以高被引学者的指标是值得重视的。

不同的学科，引用的生态不一样。比如说生化就多一些，数学就要少一些，不同的学科之间具有差异性。学术引用和文章类型、发表时间、发表的学科都有内在的关系，所以科学计量学家们开发了归一化的相对影响力指标来弥补这一点。

第三，目前高被引学者的遴选方法在细节上还不是特别公开，例如自引是否扣除等内容还不明确，只有充分公开信息才能接受学界的检验。

同济大学办学质量评估院副研究员樊秀娣：

大学具有多样性和多元化的显著特征，随便将两所不同类型的大学进行比较会犯下拿苹果和桔子比高低的错误。

“高被引学者”更加适合于评价自然科学领域，轻易把这个指标用于评价所有的学科领域是不恰当的。

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吴伟：

高教领域的排名，无论针对人员、学科，还是机构，只是判断对象的一个角度和工具，其间掺杂着主观与客观，局部与全面，利益至上与理性认知的纠葛，争议必将伴随终身。高被引学者也不例外。它产生于高层次人才成为科技创新核心要素的时代背景，是学术圈子内部认识顶尖学者的一个手段。

由于数据来源、清洗技术、排名偏好等的差异，在学术评价领域的认可度还不是很高。用它来评价人员的创新能力及其影响力，会有偏差，希望只是为内行提供一个参考，而不能成为外行从事简单化、绝对化评价的手段。在娱乐化情境下，高被引学者容易造成部分学术潮男（超男），对学术整体的良性发展并非一定是积极的。